这并不是说王雱的利欲熏心，而是在朝堂上掌控政局的快感，是在京城之外的州郡里治理百姓远远比不上的。王雱从来都不是安于野逸之辈，这一点，韩冈如何能看不出来。
“对了，”韩冈突然想起了什么，“有件事还是要提一下。不知元泽能不能转告岳父。”
“什么事？”
“越是丑事，越不愿听人多提起，这是人之常情，还望元泽能多劝一劝岳父。既然木已成舟，在天子面前，还是不要多提弃土之事。否则恼羞成怒，反而会多上许多不应有的后患。”
“此事愚兄如何不明白。”王雱微微苦笑，他和韩冈都是能经常见到皇帝的近臣，知道所谓绝地天通的天子也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若是一个劲听到有人在耳边说起自己过去犯下的错事，一开始也许会悔过，但时间长了，次数多了，就绝对不会再有什么虚心纳谏的想法，而是会激起逆反心理，“只是父亲能不能做到，那就两说了。”
赵顼一直以来都是想着要做个比拟唐太宗李世民的明君，现在他却在契丹人的压力下，割让了河东的土地。不管割让的土地多寡，这都是仁宗朝都没有做过的事。以赵顼的性格，等他事后回过味来，必然要悔不当初。这时候若再有人一个劲说他犯下的蠢事，那事情反而会向期待之外的方向偏离。
既然在人家手底下做事，就不能不考虑赵顼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换东家的可能，也有着日后重新来过的想法，王安石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再天子面前提及此事，而是告病离去。
离开了相府，韩冈第二天，就离京返回白马县。
在他的地盘上，韩冈一边处理着政务，一边竖起耳朵听着京中朝局的变化。也不出他的意料，王安石那个拗相公还是在苦劝不已。
且不仅是王安石，吴充、吕惠卿等一干身居朝堂之上的臣子都没有一个支持赵顼。理由很简单，一旦割地失土，毁了名声的只会是他们这群实际掌握朝政的臣僚，那些元老重臣绝不会受到半点牵连。
吴充作为枢密使，给赵顼鼓劲：“周世宗拥一旅之众，犹兴兵抗虏。”
可惜赵顼却说着：“五代之国，乃盜贼之大者，所以不惜其命。今日兴事，须是万全，岂可不畏？”
吕惠卿在旁帮腔：“陛下所言诚是。但譬如富者自爱其命，贫者不然。未必小国便不亡，为政须计较利害尔。为天下不可太怯弱！”
天子则回道：“契丹亦何足畏，但誰办得用兵？”
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一定能将契丹铁骑阻挡于国门之外，即便有人拍着胸脯，也要赵顼肯信。
当赵顼对朝堂上的反对之声全然不顾，又亲下手诏给负责谈判的韩缜，威胁道：‘朝廷已許，而卿犹固执不可，万一北人生事，卿家族可保否？’王安石终于放弃了劝说，上表请辞相位，遂了许多人的心思。
辞章初上，赵顼便当即驳了回来。接下来的半个月，辞章开始在相府和崇政殿之间来回往返。但世人都很清楚，王安石此次辞相，已经再无挽回的余地。
从熙宁初年，新法逐步实施，到如今的熙宁七年将尽，六七年间，大宋的国力的确在一步步的强盛起来。换作是仁宗、英宗之时，绝无可能在西南、西北以及荆湖同时开战，并且卓有成效。即便算上熙宁七年的旱灾，王安石向赵顼交出的答卷也远在合格之上。
但终究没有不散的宴席，熙宁七年十月初五的这一天，王安石离开了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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