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山茱萸和开花的酸苹果树中，你不是一位精神病学家，”
玛丽深思地说：“你是一位朋友。我们需要朋友。”
“阿莉尔有朋友。她的朋友是不是你的朋友？”
“恐怕是的。”玛丽答道。
“但反过来不行。特迪·里夫斯知道我的名字，能在几个人中把我识别出来。但劳拉·霍奇金斯把我认作阿莉尔。大多数人也这样。我有时很孤独。”
“那么你为什么不出去走走，自己交几个朋友，就象维基那样。”
“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玛丽作解释，
“就说一件事吧，我没有合适的衣服。我在我们壁橱里找到什么便穿什么。别人穿着好看的，不一定对我合适。”
玛丽停了停，低下了头，然后疲倦地微微笑了笑。
“另一方面，我不如维基有魅力，又不如瓦尼莎迷人。我比不上她们。我就是这副样子。”
威尔伯医生后来才知道玛丽把自己看成一个矮胖的、富有母性的小老太婆类型的姑娘，不太时髦。
的确，玛丽是以一个以家庭为生活中心的人，以一个筑巢者，以一个喜爱娃娃、厨房和教堂的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的。
尽管没有孩子，尽管“在象铅笔盒那样的公寓厨房”里做饭很难，但威尔伯医生愈来愈清楚：
玛丽的问题不在娃娃和厨房，而与教堂有关。
医生有朝一日会发现：她的开场白“也许来找精神病学家是一种罪恶吧”，浓墨重彩地反映了以教堂为中心的冲突。
浓墨重彩的，还有她祖母在她心中的份量。“祖母死了，没有人能代替她。
阿莉尔没有悼念祖母，她隐去了。佩吉·卢在独自一人时不动声色地悼念祖母。
除了维基，我们全都哀悼，但我最悲痛，祖母死后，我干脆现身来悼念她。”
“你在葬礼时现身啦？”
“没有，”玛丽答道，
“我不在场，那时阿莉尔才九岁。当我们十岁，而且由佩吉·卢当家时，我就出来了。”
“你的名字是怎么取的？”
“这是我祖母的各字。我很象祖母，便取了她的名字。多塞特祖母的儿子是我的父亲，我也象他。”
玛丽轻声哭了起来。医生想起来了：
阿莉尔从不流泪。“你怎么啦，玛丽？”
“祖母，”玛丽答道。
“但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是现在的事，”玛丽悲哀地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过去的事。如果你心里有它，它就是现在的事。”后来威尔伯才知道，玛丽时刻追求着她唯一知道的真正的家---玛丽·多塞特的家。
“玛丽，”医生在时间快到时说，“我希望你不要讨厌我的询问：你离开这儿以后到哪里去呀？”
“回家，”玛丽道，
“回到我所归属的家。我一回家便打电话给爸爸。阿莉尔告诉你没有，他和他的妻子弗里达住在底特律？我想使他对许多事情都别再担心。你瞧，阿莉尔在他眼里不是一个有毅力的人。有毅力的是我。
“在生命的露营地中，
别象那不能说话的，受人驱赶的牛，
要做一个斗争中的英雄！”
医生想说什么，但玛丽解释说：这首诗是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所作的“生命的赞歌”，并继续朗诵下去：
“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
我们可使自己的生命崇高，
在我们的身后留下，
印在时间之沙砾上的足迹！”
医生又想说什么。玛丽径自朗诵下去：
“那就让我们起来干吧，
一心一意，不顾任何命运，
完成着，追求着，
学会劳动，懂得等待！”
玛丽的嗓音嘶哑了：“噢，可怜……可怜……”
“可怜什么？”医生问道。
“人生呀！”玛丽立刻回答，“这些留宿兵士的露营地不好。我们不可能都成为英雄。”
“露营地不是兵营，而是任何野营的营地。”医生指出这一点。
“我是告诉你这个意思，”玛丽有些不耐烦，
“一两个词无足轻重。我们大家所有人住宿的营地实在很糟。我们是吃了败仗的兵士。这才是真谛。完成着，追求着，学会劳动，懂得等待。我们要设法镇静，我们在年幼时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学得很多，我们试了一次一次又一次。阿莉尔试过。我试过。我们都试过，但无济于事。”
“玛丽，”医生温存地说道，
“也许有什么东西妨碍了你们，也许在我们弄清是什么东西以后，就能试成功了。”
“所以你瞧，”玛丽自顾自说下去，不听医生的话，
“你不能永远相信诗人，我无论谁都不信任。”
“你信任祖母么？”
玛丽点头。
“你信任你父亲？”
“是的，”语气很有力。
“他几乎是一个完人。”玛丽显然毫无保留地爱她父亲。
“你必须相信我，否则你就不会来这儿了。”
“唔，看将来吧。”玛丽说。
时间到了。威尔伯医生陪她的新病人走到门口。
“你知道沙拉·费尔斯写的‘利己主义者’吗？”玛丽问道，“阿莉尔和我在小时候都喜欢这首诗。它是这样的：
‘在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圆圈内，他绕了一圈又一圈，
说他是个奇才，一点不假；
因为除了利己主义者外，
谁能又做圆周又做圆心。’”
谁是圆周？谁是圆心？医生掂量着。圆心是阿莉尔，还是某一个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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