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松问：“这都是凯文·凯利的理论吗？”
宋维扬说：“可以算是。凯文·凯利在书中说，随着成员数目的增加，两个或更多成员之间可能的互相作用呈指数级增长。当连接度高且成员数目大的时候，就产生了群体行为的动态特征。所谓量变引起质变，现在P2P技术越来越成熟，已经足以支撑互联网的蜂群效应。每一个网民的增加，都让互联网的内容发展呈指数级增长，未来一年的互联网成果，可能抵得上过去十年的成果，这就属于一种‘涌现’特征。所以我说互联网新时代来了，Web2.0时代的繁荣，将远远超过Web1.0时代。”
胡松道：“能更详细的阐述Web2.0的特征吗？”
“基本特征我在互联网大会上已经说了，”宋维扬道，“我来复述一下凯文·凯利在《失控》中的描述，他认为集群系统有以下好处：第一，可适应性，集群系统可在部分构件失效的情况下，继续生存或适应新的激励信号；第二，可进化性，集群中的个体经历和演变，能够从一个个体传递到另一个个体，最终引发群体性的进化；第三，无限性，集群系统当中，正反馈能导致秩序递增，自发的秩序能创造更多的秩序，信息能够孕育更多信息，生命能够繁殖更多生命；第四，新颖性……”
胡松问：“那集群系统有缺点吗？”
宋维扬说：“有啊，我们用互联网来举例。非最优性，以前是网站把控网络，Web2.0时代是人人创造网络。在没有中央大脑控制的情况下，网络资源分配混乱，冗余内容大量增加，网民和程序员的重复努力随处可见。还有不可控性，在Web2.0时代，没有谁是权威，人人都是英雄，资本和程序员无法控制发展方向，只能顺应互联网的发展潮流。还有非即刻性……”
胡松说：“所以凯文·凯利预言了Web2.0时代的到来？”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宋维扬道，“凯文·凯利的思想论述，属于Web2.0的基础理论，既清晰又模糊，他当时也不知道P2P技术能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可以说，凯文·凯利看到了大方向，但细节发展会超乎他的想象。但凯文·凯利有句话特别精妙，他说集群系统属于‘群氓的智慧’，这句话概括了Web2.0时代，人人都很平凡，但人人都是英雄。”
胡松道：“你非常喜欢阅读吗？《失控》这本书好像还没在中国出版。”
“我读的是英文原版，”宋维扬说，“凯文·凯利在西方计算机和网络界影响很大，他在创办《连线》杂志之前，乔布斯就已经是他的忠实读者，那个时候还是80年代。”
胡松说：“不管是集群效应，还是蜂群效应，这都好像是社会学的理论。”
宋维扬笑道：“我大学里面读的就是社会学专业。”
胡松道：“那是否可以理解成，你提出Web2.0概念，并非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知识，而是源自于你的社会学思维？”
“可以这么说。”宋维扬道。
胡松道：“Web2.0会给现实社会带来影响吗？”
宋维扬道：“我认为，Web2.0和现实社会互相影响。但到了Web3.0时代，互联网和现实社会将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不使用互联网将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胡松笑道：“不上网就会死吗？”
宋维扬说：“死倒不至于，但肯定与社会脱节，就像一个终南山隐居修士。人是群体性、社会性动物……”
胡松很快就发现，不上网会不会与社会脱节他不知道，但他今天的采访已经与预设稿脱节了。他本来想跟宋维扬聊科技、聊网络，却朝着社会学与哲学的方向一去不回，好几次他想扳正都扳不回来，宋维扬总是聊着聊着就聊成了社会学与哲学问题，甚至最后朝着心理学方向狂奔。
嗯，宋维扬在复旦读书那会儿，心理学也是必修科目。
当话题越聊越深入，胡松已经快招架不住了，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提问了，只能引导宋维扬继续往下说。最终，两人在传播学领域碰头，这是胡松本来的专业，他终于能够比较针对性的提问。
回到杂志社，胡松在文章开头就写道：“宋维扬并非纯粹的商人，他更像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他对传播学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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