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路明军分头突击，朱由检和吴三桂这一路，甫一交手便阵斩敌将佟图赖，登时士气大振。
但另外两路明军，此时却陷入了苦战之中。
祖大寿刚刚杀光叛军，见后面如潮水一般涌上千余女真骑兵，阵中高擎一杆大旗，黄底镶红边，上绣五爪金龙。
他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自知老冤家又来了！
原来祖大寿在辽东征战多年，深知后金军队的配置情况与战斗力。努尔哈赤根据部族统属关系，将女真部队分为八旗，分别为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
其中，他亲任正黄旗旗主，儿子皇太极任镶黄旗旗主，侄子济尔哈朗任正白旗旗主。但此前济尔哈朗之父舒尔哈齐因开罪努尔哈赤，被囚禁而死。济尔哈朗自然更加小心翼翼，生怕重蹈其父之覆辙，虽名为旗主，实则事事听从努尔哈赤，所以这正白旗也如同努尔哈赤亲掌一般。这三旗合称为“上三旗”，兵力最多，战斗力也最为强悍。
其余五旗，也由努尔哈赤的子侄担任旗主，称为“下五旗”。每旗旗主也称“固山额真”，下辖五甲喇；每甲喇下辖五牛录；每牛录下辖数百人，将所有女真成年男子尽行囊括。女真全族，入则为民，出则为兵，兵民一体。是以女真人虽然全族只有几十万人口，但战士却足有十几万。
祖大寿与女真八旗兵交战多次，深知女真人极其悍勇，尤善野战，绝非明军可比。抛开战略层面不说，仅在战术环节，女真人就拥有几大无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女真人乃是游猎民族，自幼惯与野兽搏击。在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悍不畏死的性格。他们又秉承了游牧民族一贯的作风，把抢掠他人视为天经地义。可以说一年四季，不是在作战之中，就是在准备作战，已经把打仗当作吃饭喝水一样，既极其平常，又必不可少。
而明军都是汉人，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农耕传统。农耕，便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全凭辛勤劳作，从土地中获取。只要有了一亩三分地，便可衣食无忧，当然不愿意有战争来破坏自己的安宁生活。即使不得已从军，也因是农户出身，鲜少训练，作战技能往往极为低下。
即使明太祖朱元璋有鉴于此，专门设立军户，但也没能解决这个顽疾。到了天启年间，军户制已名存实亡，逃亡者十有六七，剩下的三成，也是武备荒废，只为混口饭吃而已。
因此，在个人的体能和战斗意志上，明军已与女真人有了较大的差距。
第二，女真人全是骑兵，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数量很少。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只要是平原野战，骑兵对步兵的巨大优势，几乎是无法抗拒的。
而即使是骑兵对骑兵，女真人仍有必胜的把握。因为马本生于草原，汉地皆为农田或山地，没有马的生存空间。即使明代专设马户养马，以备战争之用，但一则缺乏让马驰骋纵横的条件，二则马的品种也较为低劣。
明廷虽也想从蒙古等地引进良种马，但游牧民族做生意极其狡诈，自然不肯让自己的“尖端科技”外流，常常以次充好，将最劣等的马包装一番，交易给汉人。所以明军的马越来越差，无论是爆发力还是耐力，均比女真骑兵的马差了一大截。
因此，在“关键武器”的先进性上，女真人又完胜明军。
第三，女真人凭借前两个优势，确立了以“骑射”为主的战术。即以马上射箭为主要的攻击方式，尽量避免与敌人短兵相接。
对于明军来说，女真人的这种战术让他们极其头疼。当两军尚未接近之时，女真人便用弓箭射击。明军虽也可用弓箭还击，但劲力不及对方，人家能射到自己，自己却射不到人家，只能顶着弓箭，想尽办法缩小与敌军的距离。
但明军只要前进，女真人便后退，总能大体保持着一段距离，让明军干挨打，自己则立于不败之地。明军的马又不如女真人的马快，再怎么往前冲，也只是白白送死，永远也追不上。
而明军一旦士气低落，向后退却，女真人便不再后退，转而发起冲锋。这时明军已无还手之力，马又不如人家快，跑也跑不远。欲回身决一死战，女真人却又往后退，如此反复拉锯，如同放风筝一般。
几番进退下来，明军往往已经折损大半。这时，女真人就开始发起总攻，将残存的明军团团包围，再一口吃掉。是以明金大战，往往以明军被全歼收场，而女真人则伤亡甚微，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在具体的作战战术上，明军又是一败涂地。
第四，在装备和兵器上，女真人都是内穿绵甲，外覆铁叶，头戴钢盔，连战马也身披铁甲。被力度稍小的弓箭射中时，往往会直接弹开，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而所持兵刃多为单手马刀，刀身呈方形略弯，并有两条血槽。砍中人体时，由于有了这两条缝隙，就不易被肌肉夹住，可轻松地拔出。
而明军的防具就比较差了，只有将官才有铁甲，普通士卒则往往只有皮甲，有的甚至连皮甲都没有，只是穿着普通的衣服。而且普遍防寒功能较差，难以适应东北地区经常出现的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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