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黎玉提出的问题,刘一民回答到:“黎玉同志提的问题很实在,确实需要给政府划拨一部分经费。不过这牵涉财经制度问题,而且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现在是战争年代,大的投资不可能有,也不能有。战争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打不赢的话,一切发展都是空话。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要围绕保证战争需要来进行。比如修道路,首先是要保证军事需要,其次才是保证商路需要。再比如医疗卫生,要两手抓,一手抓军队野战救护和后期治疗,一手抓民办医疗机构的恢复发展。教育也是这样,首先抓干部培训、军事教育,其次才是抓基础教育,重点恢复中小学教育,第三个才轮到大学教育。工业也是这样,不可能办规模较大的厂,只能是小规模、便于隐蔽,建的越大,包袱就越大,小鬼子轰炸时的损失就越大。对此,认识上必须清楚。”
联想到经济工作容易滋生***,必须防微杜渐,而要想杜绝***,就必须从财经制度和监督上下功夫。刘一民接着说道:“经过攻占天津、青岛和济南后,我们的缴获很大,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正因为此,我们才成立了渤海银行。同志们,渤海银行的资本金很大,比日伪开办的联合银行都大的多的多。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让渤海银行成为山东根据地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资金后盾,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过去,我军根据地小,长期处于缺钱状态,一个一切缴获要归公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不行了,这么大的根据地,工业、商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五脏俱全。党政军是供给制,商业和工业、农业就不行了,那得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成本核算,要算投入产出,要追求利润。否则的话,不利于持续发展,会变成一团糟的。”
这是研究扩军的会议,让管后勤的吴征和负责政府工作的黎玉一参加、一发言,不可避免地就牵涉到了钱、牵涉到了经济。
至于黎玉说的政府开支,刘一民说道:“过去我们没有政府开支这一块,军政不分家,是一个灶台吃饭。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地方干部、地方武装都没有津贴,连菜金都没有。主力部队还好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搞战略转移,就跳到敌后去了。打了大胜仗,缴获大,部队还可以打牙祭。可是我们那些地方干部和县大队、区小队都不能走,留下坚持斗争,伤亡大,牺牲大,但是连个军装都没有。他们比主力更困难!特别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家都在当地,有的还需要养家糊口,总不能让同志们流血牺牲打鬼子,老婆和孩子还得逃荒要饭吧?以后,这一块要补上,得和主力部队一样发军装、发津贴、发菜金。”
听刘一民说到这里,黎玉、郭洪涛、朱瑞都举手要求发言。刘一民摆摆手制止了他们,继续说到:“以后,我军作战缴获的物资和资金,主要用于军工发展,弥补政府军费的不足。政府每年的收入开支要实行预算制,花什么钱、怎么花都要研究清楚。预算计划要经过山东局、山东省军区和山东抗日***政府参议会联合审核批准。军费开支列入政府预算,主要包括粮秣、津贴等。其它诸如教育、卫生、交通、水利设施建设等等,都要列入预算。我军有光荣传统,那就是******、军事***、经济***,每个连队的开支战士们都清清楚楚。这个传统要在政府工作中得到发扬,收入多少、支出多少,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是什么人花了,都要公布,接受监督。这个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战士、每一个根据地的老乡,都有权对区、县、专署、省进行监督。目的是杜绝贪污***。我记得罗政委给我说过,1931年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就设置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控告箱上写的是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现象的,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我们出身于红军,就应该把红军传统发扬光大。这一点,请同志们务必牢记。”
至于给政府拨款问题,刘一民答复说:“今年情况特殊,我们虽然扩大了根据地,但四周强敌环绕,作战中很可能还要实施大踏步后退的战略,根据地的税收无法保证。因此,我同意从渤海银行给政府拨出一笔专项经费,具体数目请政委和同志们研究商定。后勤司令部从天津、青岛缴获的物资和设备中,凡是民用工厂设备,一律移交山东抗日***政府参议会,在沂蒙山区选择隐蔽地点建厂,恢复生产。一般性的商品,全部拿出来销售,丰富根据地市场。”
罗荣桓觉得刘一民最可贵的就是全局观念,支援兄弟部队从不皱眉,而且非常注意从几大红军主力中吸收骨干,想法设法提高教导师的老红军比例。因此,刘一民讲完后,罗荣桓就说到:“师长讲的就是以后根据地政府工作、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会后,参照陕西根据地的做法,研究出台山东根据地各项事业的管理办法,让政府工作尽快走上正轨。师长,这个问题就到这里。赶紧说说扩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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