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人都是这样的,因世事变化而变化。杨永泰也光也罢,包括陈诚和张群,一个多月前哪一个不是气宇轩昂、指点剿匪方略、侃侃而谈?关键是现在情况变了,红军已经不是被他们追的满山跑的红军了,而是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20万大军了,而且有了较为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没有守土有责、死守硬打的包袱,随时都可以走、可以打。和这样的部队打仗,别说陈诚、薛岳、胡宗南了,就是蒋介石,自问也没有必胜把握。何况刘一民抓住机会就宣传自己的战绩,大打心理战,搞得那些军阀们纷纷撤兵,不愿意趟浑水。这样,蒋介石除非用他的嫡系部队去硬拼,别的办法实在是没有什么效果。
于是,几个人的话,蒋介石才觉得不是那么刺耳,还可以听得进去。要是搁一个月前,谁敢这样说的话,早就会被蒋介石痛斥的面红耳赤的。
这一听蒋介石要杨永泰整理电台广播录音,几个人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下了。特别是陈诚,最怕的就是委座让他拼死进攻,象胡宗南一样,落个被俘的下场。从四川飞回来的目的,就是带夫人来向委座告病的,这下好了,委座有可能和谈判,不用告病了。
心里的恐惧没有了,心思自然也就活络了。陈诚马上提出,可以派薛岳部从成都、德阳走川北翻山进入甘肃,防堵红匪西窜,调在宜昌集结的一部中央军进占成都,让蒋鼎文指挥所部在豫西潼关、卢氏一线布防,防堵红匪进入河南,黄河西岸是阎锡山地晋绥军,他是不会让红匪进入山西地。至于陕北榆林一带,原本荒凉,命令驻军加强防守就是了。
陈诚的建议听起来很全面,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贺国光马上提出,我军进入甘肃,必然会遇上西进的红匪主力,如果再遭遇败绩,这局势就彻底无法维持了,到时候中央威信扫地,那些不顾党国大局的人就会兴风作浪。还是两个办法一起搞,一个办法就象对付孙殿英一样,命令宁马、青马集中主力防守甘肃,严防红匪主力西进,陈诚、薛岳部在成都平原待机,威胁红匪绵阳、广元一线,进可攻、退可守;另一个办法就是抓紧谈,从政治上限制红匪西进甘肃。如果谈判有结果,红匪再进甘肃,大义上就站不住脚,我们就可以以红匪一味内战为旗号,动员各地力量,大举进剿。
贺国光的话,让所有人都听着舒服,特别是陈诚,只要能有办法不让他率部直接进攻红匪,那都是好计策。所以,陈诚先改变自己的策略,支持贺国光的办法。
蒋介石看几个人的意见基本一致,都是要谈不要打,内心非常愤懑,恨不得把这些家伙都赶出去。不过,既然能坐到这个位置,那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蒋介石强压住怒火,对几个人说:“和打交道,我比你们体会的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次剿匪如此收场,将来是要亡国地。当务之急,是需要一场大的胜利来鼓舞人心士气。因此,一边和接触谈判,一边加紧研究部署,争取在川北取得一次大捷,这样,即令是谈判,政府也会主动一点。”
见几个人都在倾听,蒋介石又说:“谈判要以限制共党展为宗旨,岳军牵头,拿个条款出来。底线就是共党放弃他们的主张,部队接受改编,让出川北。贺厅长、杨主任和辞修专注川北军事,我们要在豫西和甘肃采取守势,在川北采取攻势,力争在川北消灭红匪一部,逼他们向陕西龟缩,然后再四面围困。不过,必须拉上刘湘和张学良,万不可形成孤军冒进之势。红匪打了张学良和刘湘不要紧,万不能再让我军出现重大损失。至于武汉宜昌集结的部队,不能再上川北了,原地待命,不能形成南京一线空虚地局面。”
张群听了后,觉得蒋介石是想把好事占全,感觉不好办。就问道:“委座,你这又打又谈,实在是高明。如果成功,必能逼共党就范。不过要是通过谈判,共党愿意让出川北,那我们还打不打?”
蒋介石的眼睛看都不看张群,自顾自地说道:“共党口口声声说要北上抗日,就让他们去陕北吧。
西安和关中平原必须让出来。不然地话。就是中央军拼光也要和他们打到底。”
几个人面面相。感觉委座地主意实在是不可取。要是能消灭共党。谁愿意和他们谈判啊?
张群直接就撂挑子了:“委座。这个任务在下无法胜任。除非我军取得大捷。否则。让他们让出关中平原。无痴人说梦。搞不好。红匪还会占领甘肃、宁夏、青海。甚至袭扰河南。到时候。那真地是无法收拾了。”
杨永泰也感觉委座是在折磨大家。就说:“委座。现在地情况实在不是和红匪决战地好时机。红匪新胜。气势正旺;我军新败。士气不振。其他各路部队又急于自保。龟缩不出。万一我军在川北再败。成都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拉部队地势头很猛。现在说是有几十万。我估计应该有二十万。要是再打几仗。怕会增加地更多。到时候就真地是不好办了。还不如让他们去陕西折腾。搞个天怒人怨。民心离背。我们再收拾他们。因此。我建议。以谈为主。军事准备为副。只要红匪让出川北。陕西地问题就可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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