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之学？富国裕民之术？
好大的口气啊！
高适和元载都疑惑的看着王亚东，如今竟然还有修习管仲之学的儒生吗？
富国裕民之术，这口气也太大了一点！
元载首先开口问道：“什么是富国裕民之术呢？”
王亚东自豪的说道：“能增加天下之财数的法子，就是富国裕民之术！”
元载饶有兴致的看着王亚东，继续问道：“这些都太空了，我且问你，若是由你出任江南市舶司主司，你要如何做才能增加江南的财富？”
王亚东在来的路上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侃侃而谈说道：
“江南的问题，一在钱荒，二在漕运！”
元载和高适对视一眼，王亚东所说的确实在点子上。
江南本来是富庶的，但是因为漕运，需要大量人力在漕运系统中消耗，导致了江南漕运负担庞大，而朝廷每年抽取大量的赋税，实际上导致了江南道的负担远远大于其他道。
而钱荒的问题，等于放大了对江南道百姓的盘剥，两者叠加更是让江南的问题更严重。
“那要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高适问道。
王亚东斩钉截铁的说道：“那自然是海贸了！”
这倒是和李道源所说的解决办法是一样的，可是海贸带来的唐钱外流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王亚东说道：“可是不仅仅是发展海贸这么简单，两位想过为什么我大唐贸易如此繁荣，可是钱依然外流呢？”
高适和元载都摇了摇头。
“那是因为贸易逆差。当大唐出口的货物小于大唐进口货物的时候，就是贸易逆差，一国就如同一家，如同一座商铺，商铺卖出的商品少于买进的商品，那这家商铺自然会亏本了。”
王亚东这个比喻浅显易懂，高适和元载都点头。
大唐每年虽然出口大量的丝绸瓷器，但是大唐对于香料、珠宝等外国商品的需求同样的旺盛。
那些大食商人不远万里来到了大唐做生意，不就是因为在大唐做生意有利可图吗？
渤海国能够发展，也是靠着对大唐的粮食贸易获利，这才造就了一个海东盛国。
王亚东虽然没有具体的经济数据，但是判断大唐海贸是处于逆差，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
元载对于王亚东这个比喻很感兴趣，他又问道：“那要如何增加大唐的财富呢？”
王亚东说道：“出口大于进口，那就是贸易顺差，想要富国裕民，那就要增加大唐的贸易顺差，才能让天下的财富流向大唐。”
“那要如何增加顺差呢？”高适问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
王亚东说道：“和一家一户一样，那自然是增加商品出口，减少商品进口了。”
“这就要说道市舶司了，我大唐的丝绸颇受番商欢迎，可是因为没有统一的价格，各地为了一点利益争相压价，在海外价值万金的丝绸，往往在江南以极低价格贱卖，这是是贸易逆差的原因之一。”
元载点头，江南是丝绸产地，在没有禁止海贸的时候，各个港口为了争夺番商停靠，往往打起价格战，卖的价格很低。
“我的办法是，对所有港口出售的丝绸按照品质分级，每一个级别的丝绸都设立最低价格，如果卖给番商的丝绸价格低于最低价格，那就要处罚卖家。”
元载点头，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王亚东说道：“其实百姓的丝绸卖的便宜，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百姓并不知道丝绸在海外的价值，所以才会被番商蒙蔽低价收购。”
“若是百姓知道海外丝绸的价值，又怎么会用低价出售丝绸呢？”
元载这时候已经忍不住拍手叫好了，其实王亚东还有一层意思，如果由大唐官方或者民间组织船队出海，那就算是收购的丝绸价格低，但是运送到海外后依然是大唐赚了钱，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丝绸贸易的大头都被外国番商赚了去。
“除了鼓励出口，鼓励大唐百姓参与到海贸之中外，对于进口也要限制。”
元载问道：“这要如何限制？”
“进口的香料、宝石这些东西，并不是我大唐百姓必须之物，对这些东西，自然要对买卖双方征收重税。”
“征收重税，其一是那番商的利润就低了，这也是将大唐财富留在国内的手段。其二就是让这些进口奢侈品的价格更高，那么购买这些商品的人自然也减少了。”
元载这下子忍不住对高适说道：“恭贺使君，有此等大才为使君操持市舶司，江南钱法必定大治！”
听到元载这么说，高适也连忙走下堂来，他扶着王亚东说道：
“王郎大才，可愿意为我操持江南市舶司？”
“敢不从尔！”听到王亚东一口答应下来，高适心情大悦，又命令下人设宴，要款待元载和王亚东。
宴席之上，元载又和王亚东讨论了了国家财政调控的问题，随着王亚东将自己自学的凯恩斯主义那一套和盘托出，元载是又惊又喜。
惊讶的是在王亚东的这套理论中，国家财政在政权的重要性是第一位的。
王亚东提出“经济是第一要务，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经济分配问题”的爆论，而这些论点经过他的阐释，竟然听起来是这么的理所当然。
其实从历史发展以来，财政的地位是越来越高的。
如今财臣都可以入政事堂为相，甚至每一届的宰相班子中，都要有精通财政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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