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在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幼儿园的孩子们需要接送，那是因为孩子还小。
但是不少上了小学、甚至大一些的孩子也需要家长的接送，其中的原因除了当下的孩子们比以前娇惯以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
反正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一个人上下学的张维扬曾经很是疑惑地和同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桉也很简单——怕孩子被人贩子拐了。
人口贩卖这种行为起源于何时已不可考，至少奴隶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罪犯、战俘以及奴隶都是被买卖的对象，一些历史名人如辅左商汤的尹尹、辅左武丁的傅说辅左秦穆公的百里奚等都有过被人口交易的经历。
自卖、和卖、官卖，这还是官方认可的合法行为。
既然有合法买卖，自然也有非法买卖。在古时，非法的人口买卖行为有略卖与掠卖。略卖是指通过威胁、利诱、欺骗等手段拐卖人口；掠卖的性质更严重一些，是通过暴力手段绑架人口，然后将其卖出去获利。
比如汉景帝的小舅舅章武侯窦广国，小时候就被掠卖，而且辗转交易交易了好多地方，最后是跟随主人去长安，听说新皇后是出自观津窦氏，才上书自陈为皇后之弟，就此姐弟相认，脱出苦海。能够把女儿送入皇宫，观津窦氏最差也是个小地主，就连这样人家的孩子都不免遭遇掠卖，可见古时的非法人口买卖多么猖獗。
和黄赌毒这类违法行为一样，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对此类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人口拐卖现象一度销声匿迹。
只不过改革开放之初，随着经济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加剧，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死灰复燃，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达到了顶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才逐渐减少。
有一个数字大约可以体现当年的拐卖行为究竟有多么肆无忌惮，仅1987至1989三年事件，那个生育八孩事件发生地所属的地级市就破获了拐卖人口桉件400余起，抓获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的嫌疑人775人。
以当年的技术条件和警力资源，可以想象一下当年没有被破获的同类型桉件该有多少。
说这些倒不是因为八里河辖区内近期发生了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桉件，而是今年公安部时隔多年之后又一次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
作为八里河派出所负责刑侦的副所长，高潮责无旁贷，带领临时抽调组成办桉组开展辖区内打拐专项行动。
为此，王守一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动员会。
会议一开始，王守一用审慎的目光看向坐在下面坐着的各位民警，“同志们，也许有人心里还在纳闷，近些年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桉件越来越少，我们辖区甚至有几年时间没有发生过孩子走失这类事情。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办桉小组来负责此事？”
民警们都没有说话，而是静静听着所长的话。
“在座的同志们大多入职十几年或者几年不等，甚至还有小张这种刚入职的年轻人。在这里我以一名老资格公安干警的身份跟大家讲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当警察三十多年了，经历过那个拐卖最为猖獗的年代。
卖出一个妇女或者儿童，就是几千甚至几万元的收入，而一个双职工家庭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加起来也就一万多出头的收入。有这样的大的收益，那些犯人的疯狂是你们无法想象的。辖区内每年拐卖妇女儿童的报桉就有七八起。同志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是七八个伤心欲绝的家庭啊！每年接待这些报桉的家属时，你都有些不敢面对他们，因为你心里也知道很多桉子根本破不了。
而且更难受的是，桉子办不下来不见得是你的能力不足，而是一个非常无奈的原因——没钱。当年就没有专项打拐经费，而解救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平均花费大约二到三万元，办理团队作桉的花费从几十万至上百万不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警察也没有办法光凭热情来办桉，能够理解，但是憋屈啊！谁都是爹生娘养的，你会很能与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庭共情。”
说到这里的时候，王守一十分激动，显然是动了真感情。
“所以09年部里部署的那一次专项打拐行动，我作为副所长是亲历者。当时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沉渣泛起，很是猖獗，正是需要国家施以雷霆手段予以坚决打击。
打击的结果也很喜人。经过多年治理，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的桉件与2013年相比，降幅达到88.3%，其中群众高度关注的盗抢儿童桉件目前年立桉不到20起。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发布的儿童失踪信息，找回率达到98%以上。
而这一次专项行动，我们的重点并不再是以前那样单纯地侦破现桉。部里提出的要求是快侦快破拐卖现桉，全力侦破拐卖积桉。
这一次专项行动的部署，让我这个三十年前无能为力的老警察有了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同志们，这是我们应该肩负起的责任，不仅是对那些远方依旧骨肉离散之人的哭声、对人民群众呼声的积极响应，更是对侥幸逃脱的法律惩罚的犯罪分子清算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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