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是财政的压力。这一战自六月打响，持继了四个月，花费巨大。甚至赵顼不得不从内藏库拿出七百万钱帛，慈善会又动援了各个大户，捐助了五百万缗钱支持前钱作战，这才勉强熬过财政这一关。但因为用费大，对储粮带来沉重的影响，采购储粮减少，让粮价渐渐上涨。自秋后起，旱情渐渐缓解，又因为兴修了许多水堰，利用耕种，不过郑朗心中清楚，这一波旱情要持续到明年，只是明年的旱情不象前段时间那么严重罢了。朝廷没有粮也必须有钱，有了钱就可以从南方征调大批粮食过来，这个道理与明朝灭亡性质是一样的。若是明朝国库有钱帛，就可以征调大批粮食支持陕西百姓，有了粮食，那怕是半死不活，也不会有很多百姓随李自成与张献忠造反起义。没有李张二人起义，清朝入关就不会得逞。现在一样，一旦储粮空了，国库也空了，明年就会出现大乱子。
三是国内的压力。
也不仅是保守派，还有改革派，特别是王雱提出了免行法。
简单的解释，免行法就是根据各行商铺盈利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不过现在不是市易务，而是各地官府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者人力供应官府科配、和买、和籴或者其他一些杂税。
这一条变法颇类似明朝的一条鞭法，甚至郑朗很怀疑张居正一条鞭是不是从免行法借鉴的灵感。
可能它是一条先进的变法，但若是这样，郑朗都不会为它担心。
就象隋朝的大运河，隋朝灭亡，唐人得利，唐朝许多法令，导致百姓怨气冲天，却被宋朝借鉴。或者王莽的变法，在后世看来，十之八九皆是先进的变法，但王莽则因为它灭亡了。
其实非是上面一句话所解释的那么简单，首先是团行。宋朝各项用度有钱帛有物资，物资一部分来自各州县交纳的实物税，一部分则是用科配和买形式获得。
士大夫耻之言商，因此和买时则是分摊给各个团行负责，团行付出义务同时，也得到一些权利，比如对各地区商业进行垄断，进出货物有权利强行分配，甚至强迫小摊小贩入行。
这个分摊过程很不公平的，有势力的大商人享有很大的垄断权利，中小商人享有权利少，却不得不交纳更多的科配、和买。中间过程里，朝廷是付出了相等的货款，至少给了一个本钱，然而在各层官府与团行剥削下，到了基层商人手中，得到的货款不足三成。也就是说谁承担的和买数量越多，亏本越大。
郑朗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与征过往行商税一样，是意思意思，减轻部分中小商人的负担，甚至明确四等以下户，无论商人工匠与农民，朝廷不得摊派任何和买科配。但没有触及其根本。
免行法则不同。
第一个强行以商铺规模盈利多少分摊，触动了各士大夫与大户豪强的利益，特别是京城地区，每年要购买许多货物，其中一半就是科配与和买所得而来，这中间的水不知道有多浑。
一旦实施免行法，无疑站在所有豪强的对立面。
若是第一个弊端，郑朗也许还能弥补，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纯粹是为了敛财。无论多少科配和买，朝廷并没有任何剥企图，只是中间让豪强与官吏层层苛剥，导致了它成为中小商人的负担之一。最正确的做法就象郑朗那样，一步步地矫正，减轻中小商人的负担，尽管它是和稀泥式。
然而免行法的执行后，朝廷所需要的各种物资怎么办？难道朝廷派官员亲自购买？因此科配与和买会继续存在。实际免行法的幕后说开了，就是打着利民爱民的旗号，为国家在敛财。正是有这个企图，使得它远远不及一条鞭法成为史上的善政之一。也因为如此，在史上推出免行法后，执行不力，反而惹得更大的民怨。
也许是王雱想做出一番大事，也许他是看到因为救援旱灾与西北战争带来的花费，想减轻国家的负担，顺便清理一下和买科配的弊病，终于又推出郑朗最担心的免行法。
王安石略有些狐疑，吕惠卿却大力支持，正好郑朗到了兰州，王安石用快马将这条新法写在信上，询问郑朗。
这让郑朗闻到一丝阴谋的味道，对吕惠卿，郑朗一直不放心。王安石史上下台有多种原因，吕惠卿在中间功不可没，就象范仲淹一样，韩琦争老大，也是造成庆历新政失败原因之一。
郑朗立即将其中原故逐一写在信上，带给王安石。
其二就是韩琦，宋朝在交战，契丹在压迫，郑朗暗中给了耶律乙辛、张孝杰很多好处，缓解了部分契丹压力。这件事只有郑朗与赵顼，几名斥候知道，其他人皆不清楚。
但耶律乙辛看到宋朝一面在打仗，一面饱受旱灾之苦，也知道时机，派出使者，咄咄逼人。于是韩琦上书，要求朝廷及时停下来战争，以民为主。不然契丹、西夏联手出兵，吐蕃人借机再次叛乱，宋朝就危险了。
看似很有道理，但实质是宋朝难道就这样保守下去？
因为财政压力，旱情在延续，韩琦说法颇有市场，其实这些人不知道这会给西北带来多大的阻力？前方在开战，后方却在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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