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虽你在举报制上做了谦让，可下面纷争仍然不断，不但人心所向，还有士大夫的所向，郑公，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说吧。”
“非是所有士大夫都有一颗忠君爱国之心，他们所看的还是权利与财富……骚动大，许多人利益受到伤害，有的人会不顾国家大局，渐渐倒戈，郑公三思。”
一般大臣有可能听不懂。
郑朗则眉头拧了起来。
用心很深刻的。
郑朗用人，名义上是对事不对人，实际已经刻意用了一些政敌，充塞朝堂。而这些政敌不但对人，对事也产生了妨碍。这与对事不对人无关了。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主动地让朝堂产生异论相搅，即不敢各自为非。政敌在朝堂中多啊，郑朗敢不敢专权？
以前赵祯说过，郑卿，你太小心了。
郑朗那时真的很相信，无他，赵祯的心思很干净。
现在高滔滔与赵顼同样也说，郑公，你太小看我们的肚量。郑朗还是觉得心里面不踏实，于其让赵顼最终在疑心之下，大用政敌，让朝堂“异性相搅”，为何不主动让朝堂产生异论相搅。同样的异论相搅，结果却是两样的。
其次郑朗试图将朝争打回到真宗以前的局面，各自为团，而不是抱成两团，避免产生党争的危害。想要达到这种局面，必须让朝堂形成各种言论，似乎眼下效果还不错。比如对改革，各人有各人的想法，甚至对每一条改革想法都不同。若维护好，再有司马光与王安石不形成严重的对抗，党争之害也就消失了。
这是他的良苦用心。
司马光却揭露了另一个真相。
看似各自为战，实际下面还是在缓慢发展另一趋势。
自己用人，什么样都敢用，甚至不顾事不顾人，刻意将政敌往朝堂上塞，但赵顼那边不是，认为王安石是古人，吕惠卿是贤人，唐邓是良臣。对改革有作用，但对减除党争之害，却起了反作用。
自己什么人都用，赵顼与王安石那边却是多少有了排除异己的做法，顺从改革者重用的可能性增加，反对者重用的可能性减少，那么一部分人在失望之下，会向文彦博那边靠拢。甚至为了东山再起，渐渐产生一个局面，自己赞成的他们必反对，自己反对的他们必赞成。最终将自己与改革派的大臣与种种措施推翻，以达到重新掌权的目标。
这也是司马光在史上所做的事。
清醒的人认为司马光是神经病，不管什么法，那怕是仓法与农田水利法这样的不扰民良法，也要推翻。不管什么军事成果，那怕是前线诸堡寨，也要一一拱手送还给敌人。
然而包括以前自己在内，皆疏忽了一个事实，不这样做，他们如何名正言顺的彻底掌权。
根本就不是神经病，相反的做法十分聪明，不过做法同样丑陋无比。
但司马光在揭示一个真相，试问有几个士大夫能做到忠君报国？做官的目标为了什么，荣华富贵！想荣，想富，想贵，都想！宋真宗教导的，读好书就能中科举，中科举就能做官，做官后就有了产千钟粟的良田，就有黄金做的房屋，就有美女颜如玉，就有多如簇的车马！
有的是为政见，认为改革不好进谏，但大多数是为了自己私心，为了反对而反对。自己得罪的豪强权贵越多，这股反对的力量就越会强大，最终会抱成一个大团，一旦强大到了一定地步，不但自己地位，连改革最终也会在他们反对中失败！
想到这里，郑朗怔忡了一会，拉着司马光的手说道：“君实，你智谋过人，有你这句话，当抵朝堂十方重臣也。”
司马光说出来了，郑朗就不会担心司马光也走入这个集团当中。
少了司马光，这个反对派等于少了五个强势的韩琦，十名机谋深沉的文彦博！又说道：“其实这样做，我多少也产生了敛财之心……这样，既然如此，我就彻底收手吧，能到了收手的时候。”
“郑公，我还想说一句话，你最好劝介甫少出面，他身份显赫，又与你有着亲密关系，手段强硬，也是大多数人不满意的原因。无论郑公怎么做，介甫每每皆将郑公的努力化为一旦。”
“让我想一想，”郑朗说道。
也不能说司马光说得全对，比如文彦博，多次被王安石说得哑口无言，若不是王安石，反对声更强烈。对此司马光也赞成的，如同郑朗所说的恩威并用，郑朗施之恩，也要有人施之威。只是认为王安石出面不大好。
然而谁来出面呢？
郑朗终于想到这两个疯子。
收手得有些早，之所以忽然严厉起来，一是新商税开始滑落，二是为以后能容易达成最终双方的妥协，三是敛财，举报制严厉后，商税激增了多少，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乃是一个不可想像的数字。
不过司马光的话不能不听，还有就是曾布与吕惠卿。
吕惠卿有才干，曾布也有才干。吕惠卿回家丁忧，王安石举曾布为三司副使，替代吕惠卿之职。史上曾布上位后，将吕惠卿的助役钱改成免役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助役钱是度，免役钱才是法。随后又敏锐地反对市易法。虽然这些让郑朗代劳了，然而在河东时曾布表现同样很出色。不过曾布的上位，让吕惠卿开始对王安石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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