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无所谓，改革种种，想让人不反对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王安石心中不快，赵顼，也就答道：“可以。”
富弼与曾公亮狐疑地说了一句：“陛下，还是徐议之吧。”
滕甫知开封府还是不错的，不能无故将他贬换。
既退，不知道王安石向曾公亮、富弼说了什么，他日进见，富弼与曾公亮又改了口，说：“甫奸人，宜在外。”
居然让王安石蛊惑一下，滕甫变成了奸人。不过富弼也没有完全听王安石的话，推荐了李肃之。曾公亮与孙长卿关系好，说道：“肃之不如长卿。”
两个首相意见不同，赵顼看着王安石。富曾二人给了王安石面子，怎么办呢，王安石只好和稀泥，说道：“李肃之乃是良吏，郑公曾重用之，然长卿细密，两人皆可试开封府尹。”
决定权重新踢给赵顼，赵顼于是让李肃之知开封府，孙长卿仍知定州，滕甫知瀛州。诏书下，滕甫莫明其妙，终于问清楚原委，心中那个气啊，不提了。原来仅是因为孙长卿的调动，现在孙长卿并没有调动，自己却下放了。况且瀛州哪及得上定州地位？临行前对赵顼说道：“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
这事儿王安石做得很不地道，郑朗闻听后，在滕甫临行前，对滕甫说道：“朝堂变动，升升降降，乃是故事也。若有升无降，官至首相之时，国将如何？君安心东下，有了吏治，中书不会默视也。”
实际上滕甫说的党人，连郑朗也绕了进去。怎么办呢，没有必要到处结怨。
接着再来，知制诰郑獬与滕甫关系好，为滕甫打抱不平，王安石平时最反感这二人，目为“滕屠郑沽”。听到郑獬在赵顼面前嘀咕，对赵顼说道：“獬极险，不宜使在内。”
赵顼此时对王安石依然相信，至少在做为上，除了郑朗也就是王安石，中书平安地渡过，王安石居功也甚伟。既然王安石说郑獬不好，再换一换吧。按照制度，两制官差除，必须宰相执笔。看三司如今的改革，与这个类似，两制审议诏书，甚至对皇帝诏书封还词头，但两制官差除不能由两制内官员草诏，又交还给宰相草诏，形成一种平衡掣肘。正好富弼又生病了，曾公亮因公务去了洛阳，王安石知道郑朗反感人事调动，主动将这个权利抢了过来，书写了这份诏书。
郑獬的好朋友吕诲、钱公辅、王拱辰为之不平，与王安石争执，吵来吵去，未争赢，于是前面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又判了应天府，钱公辅判了江宁府。吕诲未动，仍然不服气，还争，赵顼出吕诲奏折示于王安石与赵抃，问：“王拱辰等出，外间纷云知否？”
因郑朗古怪的改制，两府相权受台谏弹劾，又受两制掣肘，如今宰相与两制官员也产生许多矛盾，赵抃答道：“不知。”
赵顼说道：“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拨擢？诲为人所使，却不知道卿之用心。”
吕诲被王拱辰当枪头使唤了。
是不是真做了枪头，郑朗也不知道，这滩子事全部是私人恩怨。
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首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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