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滕甫与知谏院杨绘皆上书诅治薛向与种谔，以安西夏。
郑朗抬头看了滕甫与杨绘一眼。
不是治种谔，打狗还要看主人面子，种谔乃是自己曾经的手下爱将，并且两家有亲戚关系。郑家仅有郑朗，不是大门大户，或者子女诸多，韩亿那样有八个儿子，好几个女儿，联亲无所谓。仅有的两个女儿，嫡亲长女嫁到种家。
明白的，但郑朗并没有发作。
西北出事，赵顼准备诏韩琦知永兴军，并询问边事。韩琦先上谢表，说横山一带蕃部，自延州东路青涧城开始，西到环庆，其间有无数大酋豪，未必皆叛敌附我。想要图谋，必须朝廷逐路帅臣通谋协心营置，等其皆有归顺之心，再将各种兵将、夫力、钱帛、粮草、版筑之具百事毕备，方才能得计。又说陕西连年旱灾，沿途弓箭手蕃部穀食既已不收，荞麦又为早霜所害，正值疲困之时。种谔乃是一个城寨小臣，居然敢狂易邀功，擅兴不受节制之举，遂令逐路应接彼界亡殁之人，奈何？
这是第一奏，郑朗摇头：“若此，一辈子我朝只能挨打了，休说现在休指望横山所有部族归心，即便灭掉西夏，没有五十年的大治，也不可能使所有部族归心。韩公以陕西困作词，有没有想过为何陕西困，天下困？”
未必是韩琦对付郑朗的，看不起武将，乃是韩琦的本性。
又说秦凤三路帅臣皆是权官，转运使例亦新差，势力不加，是将劳扰关中亿万生灵，以至天下受敝，只就种谔小子一时狂易之失。兼谅祚既闻彼边蕃族叛己，大怒边臣招纳，以为曲在朝廷，复乘我素无预备，必大集平夏诸兵收讨，更于我之诸路，更互訩突，则是西边用兵，战奭未有已时，臣大为朝廷忧之。兼蒙陛下谕臣，候到相州三两月间就移永兴，臣当国家急难之际，岂敢辞避？致彼，朝廷必以边事责臣，缘有上件阙备，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济国家！欲望陛下与两府大臣熟图胜策及广出钱帛兵力以济之，免成国家大患，不可收拾。
让我知永兴军可以，但种谔搞的好事，西夏必兴大军前来报复。让我只身前往，我无能为力。若让我保卫陕西，得给我钱，给我策，给我粮，给我兵。
下面还有更多的札子，有反对的，有支持。
观微知著，若是换在两个多月前，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么多反对种谔声音是不可想像的。
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就是郑朗几个学生几乎陆续上位，进入权利核心，富弼与曾公亮又是樊楼宴主角。
若没下面的骚乱，又没事，可以学习富弼、文彦博与韩琦，花花轿子大家抬，文彦博失之六塔河，韩琦不是失之于濮仪争，而是失之于他的权利心太重与过于强势。象富弼就是人见人夸，人见人爱。
自己使许多人利益受到损害，这么多学生与支持者主掌权利核心，不免就会给他们添加上一条罪名，擅己专权！与庆历君子党、陈执中贾昌朝一样的罪名，排除异己，欲所欲为！
其次就是商税的改革。
简化商税没有错，实际就有错了。
所有过税消失，商品流通快，审核容易。监察监又有问责制，何谓问责制，也就是别人举报偷税漏税，监察司不去过问，就是失职之错。当时提议时皆没有想到，事实正因为如此，关注的人多了起来。不象原来，陆陆续续的商务过所交税，天知道那一环节税未交。现在不同，一个出税，一个往税，别人容易盯。再想象以前那样偷税漏税是不可能的。
这一环节上，有一个重要的阶层，士大夫！
宋朝给不给官员经商，给，只要做得不过份，按照规订交纳税务，可以给其家属经商权。
事实制订后有没有效果？根本就没有。
各地务场为了敛财，皆设置专拦，拦头，甚至为了防止女子身上夹带贵重货物，还专门设置了女拦头进行搜身。仁宗朝时搜刮是庆历战争时候，搜刮到了巅峰，一年仅真正的商税就刮出来两千多万缗钱。
但宋朝商税这么搜刮，仅只有两千几百万缗？
实际真正的豪门大户与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征到过税。越往后若不整治越坏。
“今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不及四五。推其原由，皆士大夫之贪黩者。巨舰西下，舳舻相衔，稇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揽载，至夔门易舟，某月某日某人出蜀。商旅探伺，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索取要求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
士大夫做生意做到巨舰相连的地步，沿途无一人敢征其税。过份者，入蜀官员一来，舟船竞相出巨价邀请登舟，为什么，挂用士大夫的旗号免税，往往一船请士大夫上去坐一坐，必须付几千缗钱的代价。就这样，竞争还无比的激烈，唯恐被他船将此士大夫请走。
真正商税较好时，还是在真宗与仁宗时间，仁宗因西北战事，一度搜刮过中小商人，随后轻徭薄敛，将商税主动下降到八百多万缗钱。后来商税增加，乃是经济发展的缘故，轻徭薄敛依然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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