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荣接到诏书，没有拒绝，但提出一个请求，父亲生病了，在京城可以照料着，一旦下了邓州后，远离家乡，请朝廷准许请两个月假期，服侍父亲。这是客气的说法，若不行，我宁肯拒职，也不去邓州了。
二选一，A还是B。
韩琦一听，不会那么巧吧，担心郑朗使诡计，派人查了一查，还真生了病。
授意肯定是郑朗授意的，很早留给严荣一个锦囊，说了许多东西。朝廷财政允许韩琦将它败坏，民间的经济基础不能败坏，还有这个银行。这有一个比喻，就象楼市，都知道有泡沫，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临，官员要吃要喝要玩要乐，既得利益要赚钱，统治者只好苟和，或者做一些微调。可这些微调又不敢于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甚至还拿出百姓的纳税钱，维护着他们。于是越调越高。具体一点，这边在调，那边地价越卖越高，政策越来越松，银行不肯打压等等。泡沫越来越大，最后国家，百姓，与地方官员，以及既得利益者，统统下海。
那早知道如此，为什么不趁早将泡沫挤出来？
关健这个结果没有到来，皆存着侥幸心理，民间有俗语，叫不到黄河不死心。
然而郑朗知道。
他又没有办法，到了万不得己的时候，他想出另一个办法，不是替国家缩小泡沫，而是将这个泡沫索性吹大，大的速度越快，越容易爆炸。
还是民间的那句话，叫不破不立。或者叫做长痛不如短痛，因为泡沫炸得越早，伤害越小。否则真到了全国上下全部牵连进去的时候，一旦炸开，国家什么也没有了。
但有一个前提，国家最主要的经济基础，也就是民间经济不能让朝廷伤害。破的目的是为了立，而不是为了破本身，立需要基础，这个民间经济就是立的基础。
因此有了这个锦囊。
郑朗也不知道严荣的父亲会生病，锦囊上所写的仅是让严荣尽量拖上一两个月，严荣父亲生病那仅是一次巧合。
他这几个学生皆很争气，无论范家二郎，或者吕公著、司马光、严荣与王安石，或者小苏，作风都很好，生活俭朴，为人忠厚，吏治之才皆不差。相对而言，倒是大苏差了一些，稍稍有些花，可受郑朗影响，也比史上好得多。
就是大苏，对父亲也十分孝顺。
韩琦确认严荣父亲生病，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反正打的是银行主意，让严荣下来，目标达到，再追究下去，做得太明显。并且到今天为止，朝堂在郑朗进谏下，依然在闹，不得安宁。再加上政务，韩琦苦逼得，也没有多少心思。
严荣下，上的人乃是孙思恭，为宛丘令时，转运使以水灾时孙思恭却在征舂夫，两相争执，孙思恭弃官回家。因精通易经与算术，吴奎推荐，加秘阁校理。赵祯晚年将赵曙当成备胎，将孙思恭调到赵曙藩邸处做为说书。赵曙即位，擢为天章阁待制。素来与欧阳修关系十分良好。
银行监就在三司附近，韩琦与欧阳修将孙思恭喊来，秘议一番。也没有说其他，仅是说了西北用兵，国家多灾多害，皇上继位登基又大肆赏赐，用了一些钱帛。然外面人不懂，多责怪于中书，因此让孙思恭将银行的分红挪用出来，先行解决眼下的财政危机。至于欠款，等濮仪争事了后，再慢慢偿还。
孙思恭在赵祯朝未得重用，对赵祯也没有多少感情。严荣守的是赵祯诏令，在欠款未偿还清前，勿得挪用。那是赵祯的诏书，非是赵曙的诏书。况且严荣为了赵祯的永昭陵已挪用一回。
这也是欧阳修的说法，孙思恭却不知真实情况，是韩琦逼迫曾公亮，曾公亮只好央请郑朗说服严荣，中间韩琦利用郑朗对赵祯的感情，替国库节约一批支出。
但让欧阳修一说，郑朗师徒做得很不好的，先帝的永昭陵就可以挪用，现在皇上要钱用，为什么就不能挪用，难道这个钱帛不是国家的，而是你们师徒二人的？
进银行监后，查了一下账目。
严荣把关把得好，近三年下来，除了永昭陵的费用外，依然还了六千三百多万缗欠款，也就是河工的欠款若没有意外，今年年底纵然还不清，也不会剩下多少。
为什么非要今年一定要还清？况且也剩得不多，孙思恭将银行的钱帛一笔笔拿出来，递向中书，向中书紧张的财政输送血液。
韩琦松了一口气，达到目的，不去再管。
而是选命言臣，此时仅剩下彭思永与邵必两个言臣，按照编制，台谏正式的言臣必须达到十六人。这也太不象话了。而且就这两个言臣，彭思永还一直在哼哼唧唧。于是增补。不过这一回增补的人选，韩琦与欧阳修慎之又慎之，一定要心腹进去，否则没完没了。
以孙昌龄为殿中侍御史，郭劝的儿子郭源明为监察御史里行，黄照为侍御史，蒋堂的儿子蒋之奇为监察御史里行，孔道辅的儿子孔宗翰为监察御史。再次大哗，这是国家言臣机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专门用来与宰相做对的，但现在任命的这几人皆是韩琦与欧阳修亲信。这个台谏还用来做什么？
总之，韩琦与欧阳修此次破坏了N个宋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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