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用吕公弼为枢密副使，韩绛为三司使。
韩绛下去，出任益州，开始张咏为了帮助贫困百姓，给券于贫民，令其春籴米、秋籴盐。这是善政。但时间推移，善政就不再是善政了。宋孝宗的义仓最为显著，未发生。张咏这一法政却是活生生的例子。
因为时久，这种券得到大家公认，某些方面与债券或者货币相当，皆转入富室之手。韩绛做了改革，削除旧籍，召贫民别给券，令其三年为限，视贫富辄易之，豪强虽反对，然而不得逞。蜀与蕃夷交界，边人伐木于境上，这是无奈之举，就算不制墨，也要做房屋，中原地区还能指望高丽与倭国来的大红松，但能不能运到四川去？因此多有纷争，韩绛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蚕崖关，绝蕃部往来，只在威茂二州交易。不能说全部是好，有倒退的一面。纷争却渐渐少了起来。
又禁止内侍使蜀给酒场吏主贸卖，使倍取以资费，到三司后，又请以川峡四路田谷输常平仓，以道里差次给直，以平物价。
赵曙叹道：“众方姑息，独卿能不徇时也。”
其实赵曙很清楚，不是不想做，他心中头一件事乃是父母的名份。因此各方牵就，一旦父母名份定落下来，他还是想做一些实事的。地方上发生的事，他心里面也知道。这是他的想法，真正的真相他还不知道。因为姑息养奸，最后河北的两税仅能收上来三四成。
韩琦这段时间执政的历史，边防上颇有作为，财政上却是一个黑洞炼成史，多方位炼成那个大黑洞。
韩绛也不知道，初次来到三司，看了看，隐约觉得不妙，又茫然地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事实蔡襄没有做好，吕公弼也没有做好，韩绛想了大半天，想到一条，以前两位三司使在三司时，宫中所用财费，悉其用一纸文书取之。韩绛上书，杜止此事发生，若取，请有例者悉付有司决议。但老天在塌了，一块鹅卵石能堵上吗？
郑朗暗暗出手。
对于濮仪之争，他看得稍微有点儿淡。终是死了的赵允让，若是活着的赵允让，赵曙让他做太上皇，郑朗估计早就从郑州赶到京城参与。但话换回来说，真到了这种糟糕地步，赵曙休想做上皇上，拼着仕途不要，郑朗在前几年也将他拉下来。
他最关心的乃是赵祯所有女儿与嫔妃一个个被撵出皇宫悲惨的下场。
有了作坊，不愁供养，郑朗兴趣终是淡了。
可以说最能理解赵曙心情的只有郑朗一个人。
但事情一步步在发生，以他对赵祯的感情，心中还有很大的怒火。
未直接出手，但比直接出手还厉害。那就是修书。
放在后世，有人认为修儒学不重要，错矣，明朝就是用理学治国的，之所以有理学，说起来很悲催，朱元璋是雄才大略，对儒学肯定不是那么精通，然后攀亲戚，将朱熹的理学当成国学。影响有多重，后来批儒批孔，其实也没有弄清楚，他们批的是真正孔子儒学？
想要自己这个比较进步的儒学能普及，有两个前提，第一个自己活着的时候就要普及，第二个改革成功，忌恨的人不多，那么水涨船高，新儒学便会得到大家认可。后面很重要的，若不成功，下场会象王安石新学一样，居然排在宋元学案倒数第三位。两面派苏东坡更惨，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一位乃是李纯甫，不管名气如何，只要说出他的国家就知道了，金国人！
在明朝时，就是这么看的，苏王二人仅比金国的李纯甫略高那么一点，其他的皆不及。
而前面的有许多人，都很少在史书上能查到，更不要说度娘了。但必须先普及，后再用政治成果巩固。普及乃是前提。
因此安心修书。
孟荀说将仁义礼学好，就通达儒学了。略有些夸张。
除了仁义礼之外，儒学还牵涉到了其他，例如礼记将中庸放在礼记里面，若按照郑朗的中庸去解释，放得就有些粗暴。中也不是指中庸，更接近于郑朗所说的三分与中庸的结合体。
但仁义礼肯定是儒家的核心。
有一个比喻，仁义是乾坤，世间不会真正存在绝对的乾或坤，有阴有阳，相互存在的，于是产生其余六十二卦，如何使这六十卦与三百多爻变得对自己有利对家庭有利对国家有利，这便是礼，中。仁义是根本所在，礼与中庸、三分才是真实的存在。
还有，圣智，忠恕，孝慈，等等，至于恩威等又可以将它放在忠恕里说，郑朗将礼直接订为制度，并且不仅是国家的制度，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制度，从个人到家庭到国家，到天下的制度。因此，圣智孝慈，必须全部放进礼里来说。
先行写的文章乃是礼的大纲。
接下来就要写圣智孝慈等等，按照原先的想法，准备先行阐述圣智，肯定也不是人们所想的那种圣与智，忠与恕。这是从高处往下疏理。然而让郑朗改了一改，先说孝慈。
假假地掩饰，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从个人做起，个人都做不好了，何谈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再到家庭，饿得都快要死了，还有没有心思想着帮助国家？小我是内因，大我是外恩。自私自利是内因，利他是外因。内因壮大，才能谈外因，但内因过于壮大，反又伤害到外因。郑朗说的法度的度，又说三分，夫子再三说的中，就是指这个度。因此齐家是不错的，但要正当手段去齐家，不能伤害到他人与国家。这才是夫子希望的齐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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