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笔善款就达到了七十多万缗，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比国家一年的茶叶收入都高了。很快就传到京师。
作坊的收益也让人惊吓了一回。但想一想，也在接受范围之类，一年三十几万缗收益，分到手的只有十几万缗，也不过相当于养了四个宰相，或者一个八大王。
几十年后四个公主枝散叶茂，变成几十个子子孙孙，能分到手的更少。至于做善事，郑朗从政时就一直对此十分关注。还有替先帝养名，那是先帝的死忠大臣，能理解。况且成立后郑朗立即退到幕后了。
但他们没有看到那份财务报表，一年三十几万收益？到明年就能翻上两番。
就是看到了，他们此时也没有那个精力去想。
六月下旬，赵曙下诏让两制官员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两制官员不是傻子，一听就知道赵曙司马昭之心，王珪不敢写。天章阁待制司马光道：“你们不敢写，我来写。”
刷刷写完，然后看到诸翰林学士，说了一句话：“国家财政日渐匮乏啊。”
国家财政与这个有什么关系？
仅一会儿大家恍然大悟，王珪于是在司马光的草稿上进行修誊，递给中书。说了一大堆理由，然后写道，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窃谓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崇。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
赵允让对皇上有生养之恩，可真正给恩的还是先帝，赵允让可以给予高官大国追封，秦王郑王楚王无所谓，官那怕用数个一品官叠加。但有一个底线，无论怎么封高官大国，是臣子，不能与皇沾边。
赵曙之心，路人皆知。
这封诏书到了中书，中书自然反对了，说了一句话，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也就是此诏中没明确濮王与皇帝的关系，给的名份不是真正的名份。
王珪性子有些懦弱，做了一步退让，若此，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如楚王赵元佐，泾王赵元俨。
这时，大家皆心知肚明，不过这一层窗户谁都不好捅破，两制不想过份得罪皇上，韩琦与欧阳修还想保留最后一张脸皮子。但两制不退让，于是中书放风，皇伯不行的，必须是皇伯考。这个皇考可要命了，那是指死去的皇帝。
两位大佬还没有出面，吕公著率先阻止，进谏道：“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赵匡胤是如何死的，上层社会早在流传，赵匡义干的这件事有点儿不光彩，而且赵匡胤也不同，生生留下一个花团簇簇的江山给了赵匡义父子，可自己几个儿子皆不得好死。
赵祯没有虐待赵允让，但赵允让又为儿子，又为宋朝做了什么？
讲话得讲一个理儿，吕公著之言引起一片附和声。
看到不妙，韩琦让欧阳修直接出面，说了一段话。按礼仪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母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
放出后，一是两府权相，二是皇上，有人不要脸想富贵，于是附和。
但更多的大臣义愤填膺。
欧阳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仅是皇伯考，而且是皇考，是让宋朝凭空多出一个皇帝。
仁宗才死不满两年，三年丧期还未满呢。尸骨未寒之际，就有人跳出来篡夺他的名份，是可忍孰不可忍。并且韩琦与欧阳修你们俩个，一个是首相，一个是中书三号大佬，实际的实权派二号大佬，这是谁给你们的，不是皇上，乃是先帝，你们怎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
后人看来，这些大臣们坚持十分不正常，何必呢。
但不能以后来的眼光来看现在大臣们的心态，这关系到一个封建立国的根本问题，礼法。即便郑朗说礼就是制度，其中礼法还是礼的重要核心。有了这个礼法名份，皇帝群臣才能明正言顺的各就各位，百姓不会反对，权臣们不敢轻易谋反篡位，封建国家才能安定。以前赵曙破坏了宋朝许多制度，如封还词头，如宰相的必须勘磨制，还没有算是核心所在。
现在赵曙破坏的已是封建立国的核心，于孝道不合，与君位不合。宋朝封死不封活，可这个皇帝能随便封着玩吗？不要皇帝，就是一个郡王，看看狄青封为郡王，郑朗是什么意见，不能封，是害了狄家的后人！
至于赵曙的凉情寡恩就不用说了。
曹太后听到后也气得吐血，这孩子在自己手中也算带了近二十年时间，为什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一个白眼狼呢。懒得与赵曙罗嗦，直接手书责问韩琦不当议皇考。
韩琦根本就没有将这个天字第一号寡妇当成一回事，回奏说王珪议皇伯为无稽之谈，至于是不是皇考，还是让大家一起商量吧。又回奏了赵曙。反对声音太强烈了，曹太后也不能完全忽视的，因此赵曙下诏，大家莫吵，让判太常寺的翰林学士范镇决定赵允让的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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