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郑朗原先也不大注意，岭南在宋朝，几乎成了一个隔绝的世界。直到临近准备用兵时，郑朗才想了起来。但那时调动已晚，并且仲简虽不好，在守卫广州城时有功，不象其他官员，闻风而逃。一旦广州城落入侬智高手中时，损失就会更严重了。
因此，明知仲简做得不好，但没有动弹他。
贼兵到达，许多百姓不得入城，于是一起附贼，贼势益张。
……
侬智高谋反之时，朝廷正在商议制乐。
若在后世，音乐仅是一种艺术，但在这时代性质截然不同，几乎与礼位置对等，然而五代更替，许多乐器尺寸，音律高低多有变化，不能统一，赵祯在皇祐元年下诏，曾让诸臣商议。
对此，郑朗兴趣一直怏怏，在他心中礼位置还是很重要的，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依据。但乐却不同，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到了宋代，也成了一种娱乐活动，要么，能陶冶人的情操。
诸臣争执不下，郑朗一直没有参与。
吏部南曹范镇便根据周汉种种记载，上了一篇很长的奏折，以古人记载，推断各种乐器标准，音律高低。奏折送到详定所，范镇自谓得到古法，然而集贤校理司马光数之论难，以为不合。
继续争执当中，实际赵祯内心处大约与郑朗差不多，不管谁对谁错，只要有一套标准执行，以免现在诸乐混乱即可。赵祯看到已争执了三年时间，便让郑朗主持详定乐律。
实际乐律之争，不仅是这三年，从赵匡胤一朝时就产生了争执，赵匡胤认为雅乐声高，不合中和，诏臣工和岘以洛阳铜望臬石尺为新度，以定律吕。赵祯时，萧萧又言乐器不谐，再以精通乐理的李照考证古律标准。所以前乐称和岘乐，景祐时又称李照乐。但通音乐的不是李照一人，例如郑朗与司马光等人皆精通乐律，有的大臣听到李照乐后，依然认为不美。于是谏官与御史交论其非，又复和岘乐。其后又诏阮逸与胡瑗参制，更造钟磬，钟磬制好，多有不和滋乐声，故臣工对阮逸乐产生质疑。
又诏范镇与刘凡、杨杰等臣工再议乐理，范镇用了三年时间，才详定乐理，上了此奏。仍然有司马光等大臣产生怀疑，到宋徽宗时，又让蔡京主持魏汉律法，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铸帝鼐、景钟。虽然蔡京是宋朝有名的奸臣，但论乐雅乃是蔡京所制之乐最雅，这才成为真正的标准。
其实乐法很琐碎，不但乐器的大小尺寸，还有材料，做工，音律的制订与标准，乐工演奏时的技巧，都能使音乐产生变化。
郑朗领旨后，只好将范镇、司马光与刘凡、杨杰等人再次召集，先从钟磬开始。皇家之乐，一为雅和，二为洪正，钟磬乃是最重要的乐器，次之埙、篪、琴、阮、笙、箫、筝、瑟、筑等乐器。
先从乐器开始统一，再统一其乐律。
标准先是从种种古文字中寻找其记录，再根据这些记录制作乐器，推敲其器成后所有音律，以及材料的使用效果。郑朗主持，诸臣协助，但经过了很长时间，直到郑朗离开京城时，各种乐器还没有一一制作出一个标准。直到两年后，诸乐才勉强大成，但依然产生了争议声，认为一些乐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杂音。
孔宗旦遇害的消息传到京师。
叛乱势大，庞籍将郑朗请到西府商议，顺手将孔宗旦写的信递给郑朗。
信上文字写得很从容，再三言朝廷不可轻敌，关于家人与自己孔宗旦一字未提。
看着这封信，郑朗忽然哭了，眼中滴出泪水，向南方遥拜下去。
执政时久，郑朗为了大局，没有做妇人之仁，刻意放南方糜烂，好让自己计划得逞。南方糜烂不严重，自己请求对南方用兵，必遭大臣阻拦。但不用兵，南方不能安定，就无法开发长沙地区与岭南地区，因此，在这盘大棋上许多人必然成为牺牲的棋子，包括孔宗旦。
做法是对的，可郑朗两世为人，皆是不恶，孔宗旦之死，郑朗也要负许多责任，一是感动，二是怀着内疚，因此郑朗哭了。
又喃喃道：“我害宗旦矣。”
庞籍不知道郑朗的想法，认为郑朗去年就断定侬智高必反，但没有多做布置，心中自责才说出这句话，可去年又怎么办呢？侬智高未反，难道朝廷能向南方大肆派兵？那是岭南！
一旦去年就这样做，会遭到无数大臣弹劾反对。
但郑朗这一垂泪，事情大条了，赵祯听闻后，追赠孔宗旦为鲁国公太子保，又于报纸刊登其事迹，激励人心，让文武百姓向其学习。随后，种种不好的消息飞快传到京师。
广端州都巡检高士安与侬智高战于市舶亭，为贼所败。无他，兵力相差太多，高士安手中仅只有数千杂牌军，不及侬智高十分之一数量。高士安只好退回广州城，以城据守。
朝廷闻听大震，若是广州一失，整个岭南将全部糜烂，福建路与江南西路皆会危险。
于是商议派军队前去镇压。
何人为帅时，诸臣发生了争执。
最好的人手乃是郑朗，是文臣出身，战功赫赫，但郑朗是首相，不能动不动就让一个首相领兵，也不合体制，并且宋朝也不能患上郑朗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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