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
“安道兄，治国者，只要抓住大体，故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讼案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帛收入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陈平，陈平说事情各有主管它的人。文帝问是谁。陈平说，陛下若问判决讼案，就查问廷尉，问钱帛收支，就查问治粟内史。文帝问，若事各有主管之人，那你主管何事？陈平说，主管君臣，宰相职责是上辅天子调理阴阳，顺合四时，下抚万物生长，对外镇守四方君夷诸候，向内亲附百姓，使诸臣各自履行他们的职责。退朝后周勃责备陈平平时不授，陈平说，你居于相位，不知自己职责吗？若是陛下问长安盗贼数量，你也要勉强对答吗？”
似乎未回答，实际已回答。
郑朗又说道：“真不行，不定期的派两三小吏，不定地的核查仓粮，每年查上一次，官吏不定，便不易被收买，日期不定，污吏便不易猜测。几位按察使下去查的是整个保丁户等与所有国仓、省仓与县仓。规模庞大。而三司所查仅是国仓，全国所有国仓仅几千座，抽查其中三四百国仓，便占据很大的比例，三四百国仓，除了所带的文书不算，又何需多少官员？”
既是国仓，不是州县仓，都是独立的，京畿附近最多，最少的也有好几个仓库，若仅是查三四百国仓，地点多三四十处，少仅不足十处，所需官员自然不会很多。其实郑朗所说的话，两个意思，作为三司首官，抓大放小，震慑为主，琐碎的清查为辅，想仓粮一点不被贪污，那是不可能的。即便管理很严的私人作坊，还会有贪污现象存在，但不是很明显。或者平安监，相信也会有问题，然在诸多人眼睛盯着下，有问题，但不会太严重，不象那几个小吏，将四个仓粮食整个的弄没了。
对仓粮，郑朗很重视的，之所以做了许多事，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宋朝国内的情况，还有为了战争，这一点他与王安石异曲同工。对吐蕃，能收就收，不能收就拉倒，反正吐蕃没落了。对幽云十六州很渴望，难度却十分高。但对西夏，郑朗誓在必得！
战争，一是钱，二是粮，还有其他的，但这两条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还有呢，未来宋朝那场特大的旱灾，郑朗可不想出现郑侠，画什么《流民图》，而那时，他恰是官场上的黄金年龄。这就更要战略性的备粮。
“谢过行知，”张方平已经懂了。
“用茶，”郑朗说。
呷了一口茶后，张方平又道：“行知，你想经营岭南与荆湖路。”
“安道兄，拭目以待，”郑朗未清晰的回答。长沙乃是四大米市，岭南一年三熟，两广加上一个湖南，多大的地方，若不动心才怪呢。若全部开发出来，就是现在的条件，这里最少能养活四千万人。增加四千万人口，仅是征的税务，宋朝一年会增加多少收入？简直无法想像。何必扎窝在黄河一带，弄得惨不忍睹。
但还略有些难处的，宋朝不象唐朝，唐朝气魄更大一点，主动地将百姓往宽乡迁移，可是底子太薄，朝廷不给任何补贴，一路迁移，所需吃喝，到达一个新地方重新开始，老百姓会有多难。所以不得功。但宋朝不同，底子雄厚，百姓数量也多。不过宋朝最不好的便是在军民政策上的保守，不但军队往京城附近扎，还要求京城附近成为天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以便节肘天下。百姓散向遥远的南方，补贴不说，会有多少人反对，郑朗也无法预料。
郑朗的想法也不大对，沾有后人的汉唐雄风，心中过于美化汉唐。宋朝在军事上保守，但对于人口来说，比唐朝进步。唐朝同样做过宋朝的事，将百姓拼命往西京长安，东都洛阳挤压，因为水土恶化，北方一些地域过于拥挤，民不聊生，不得不降诏将百姓往宽乡迁移。相对于唐朝人口封闭式的管理，宋朝准许百姓流动，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黄梅时雨，江南的梅雨哗啦啦地下个不停，南方黄梅天下雨，很正常不过。还没有人注意，注意的是另一件事。
契丹派南京留守萧塔烈葛与武定军节度使杜防出使宋朝。
先递了一份国书。
责问宋朝为什么将军队开到辽东，不管张亢带去多少人，终是正归的军队，踏入地界确实是契丹的领土。
为什么要收留契丹百姓，也能说，买的是女真人，也算是契丹子民。
因此要宋朝给一个解释，另外还有按照惯例，将这些女真人交给契丹。
什么惯例呢，就是澶渊之盟后，契丹萧燕燕与辽圣宗撤回契丹，心中戚戚，后怕！得了里子，得了面子，不声张，但这个面子也要宋朝履行条约，万一不给岁贡怎么办？还敢不敢再度入侵宋朝，未必有这个胆子。因此，将以前掳获的宋人，一一交还给宋朝，甚至不惜得罪一些贵族，有的奴隶流落到敌烈乌古等部，还派人过去讨要。
这是一例。第二例辽兴宗伐西夏，萧惠军先行从夹山进入后套，也就是阴山南边的北河套，西夏抓了许多汉人，包括百姓兵士，一起押于此地，契丹人没有全部归还，但归还了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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