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小心的使用推手。
力量还小，得借力打力，顺水推舟，顺风扬帆，才能办好事情。但接下来他才看到一幕真正的推手。
原先赵祯还以累使夏州之功，迁张子奭为祠部员外郎，王正伦为左侍禁合门祗候，赃物查出来，下旨将两人贬到江南西路。一个是知县，一个是通判。
这一下子言臣跳起脚来，想当年，他们大斗吕夷简，是正义之师，却落得贬为知县的下场，这两人有什么资格享受这一待遇？于朝会上先是欧阳修发言。
开始不是说张王二人，而是说御史台。臣见御史台阙官，近制令两制并中丞轮次举人，所举非其才，不能称职。如苏绅昨举马端，却须朝廷别有行遣。臣以为今两制之中，奸邪者未能尽去，若不更近制，则轮次所及，势须举人。近闻梁适举王砺、燕度充台官，其人以适在奸邪之目，各怀愧丑，惧其污染……
又开始树立强大的敌人，梁适，而且树立一个更强大的敌人，整个御史台。
你说王砺与燕度品行不适合当言臣不就得了？其实说的什么？一是二人不合当言臣，二是为了选才，偏偏话一到他嘴中，就变了味，说了一长篇后又说道：“臣近曾言为台官阙人，乞不依资考选举，仍令添置里行（扩大台臣班子，增加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的里行数量），所贵得才，可以称职。闻近诏宋祁举人，依用旧例，又未有议复里行。臣叹方今大臣，事无大小，知其弊不肯更改。凡台官举人，须得三丞以上成资通判，此例盖自近年……况今四方多事之际，扬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特降指挥，令举自京官以上，不问差遣次第，惟材是举，资浅者为里行，资深者入三院。臣见前后举台官者，多徇亲旧，举既非材，人或问之者，则曰，朝廷限以资奢，致别无人可举。
其实抛去党争，知谏院戾气十足不提，御史台里有李京、包拯、王砺，都是敢言能说之辈，颇是称职。
但他们心向御史台大佬王拱辰，所以欧阳修十分不满。
用了一个徇亲旧，引起下面的话，先从国家大义，等，分析张王二人犯了如何错误，又高傲地说他们乃是荫补之人，非乃是科举出身，也非是正统士大夫，犯下如何重错，为何朝廷罚落之轻？
也说得不错，但话到他嘴中整就变了性质，又说道：“伏见国家近降诏书，条制馆阁职事，以为陛下谨于名器，渐振纪纲，然积弊之源，其来已久，侥幸之路，非此一端。今于澄革之初，尚有未尽，其甚者，臣见比年外任发运、转运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馆阁授之，不择人材，不由文学，但依例以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当要居中之任，欲假此清职以为重。”
一棍子打下去，连郑朗也打了进去。
正宗馆阁官得象欧阳修这样，经过馆阁试后，在馆阁里勘磨一段时间后内迁或外放，郑朗那种因功绩带馆阁职的，不算正宗的馆阁官。进士出身还不算牛，得象他这样。
郑朗听得十分无语。
“然授者既多，不免早滥，本欲取重，人反轻之。又比来馆阁之中，大半膏梁之子，材臣干吏，羞与比肩，亦有得之以为耻。假之既不足以为重，得者又不足为荣，授受之间，徒成两失。臣请今后任发运、转运使、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职。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职任，则当升美官，优其秩禄。况设官之法，本贵量材，随其器能，自可升擢，岂必尽由儒馆，方以为荣。”
郑朗更无语。
欧阳修用心是好的，一开始设馆职试，是为了打造精英人士做准备的，毕竟许多进士高中后，岁数还小，到地方任职多有不便，学问不代表着对世务的精通，对吏治的善长。他们身处馆阁，经常与皇上碰面会谈，许多人一出馆阁，因为皇帝的信任与熟悉，升迁起来很快，馆阁始贵，于是又授予一些有大政绩的官员，后来发展今天，外放发运转运使与知州多带馆阁官，那么在馆阁里勘磨失去意义，也失去奖励的含义。
这一条那天郑朗说宋朝时弊时，也提到过。
欧阳修提出来本义不错，可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自此以后，馆阁就是馆阁，非馆阁人士无论立再大的功劳，那怕是升官优禄，也不得带馆阁职务。你是从馆阁里出来的，当然不用担心，可别的官员不会这样想啊。
要么说不能冗杂，勿必慎重，还有一说，一棍子打死，会有多少人记恨？这些账不会算到欧阳修头上，而会算到整个君子党头上！
杂七杂八地说下去：“臣见近年风俗偷薄，士子奔竞者，竟有偷窃他人文字，以谒见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事业又非己出，而惟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槩者……
这一段很正常，用人家的文章冒充自己写的以求升官发财，终是不好，又不正常了：“又，臣见近降诏书，不许权贵奏子弟入馆阁。此盖朝廷见近年贵家子弟，滥在馆阁者多，如吕公绰、钱延年类，尤为荒滥，所以立此新规，革其甚弊。”
不但吕家悲催，连钱家也悲催了，这两家那一家没有很高的声望？钱家不如昔，但郑朗在杭州，心中很清楚，依然有着很高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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