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吧，”赵祯说道。他不感到好笑，脸色很沉重，这牵扯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做事的艰难。
“陛下，诸位相公，水土恶化，北方以后会多灾多难，稍一缺水便成大旱，水一丰盈，立成河患，灾害最关健便是粮食，想解决粮食必须解决两个问题。”郑朗徐徐说道。
为什么赵祯朝遗留了大量问题，不是君臣不努力，即便有党争，在赵祯阴柔手段控制下，一直不严重。主要原因赵祯碎步式的改革，没有将种种弊端提到控制，还有便是恶劣的灾害。
比如旱灾。还有呢，四年后江南阴雨绵绵，从三月下到九月，下得君臣都昏了头。江南雨水下得不停，北方却滴雨不见，一方在大涝，一方在大旱，全国粮价疯涨。米价从四百文一石涨到一千五百文，但成就了一个人。
王安石于鄞县以每石三千文价收购，一时间宁波境内民怨鼎沸，米商们则欢呼雀跃，大发其财。很知趣，许多人送来金银，对此王安石来者不拒，一一收下，有的人不送，王安石还派人催讨，但没有进入私人腰包，全部进入库房。
许多人不懂，可随后便看到王安石的用意，由于陕西连年大旱，朝廷赈济多年，虽不战，国库也空虚，江南雨灾也无力援助，第二年三月米价涨到五千文一石，还有价无市。再看鄞县，因为有利可图，商人纷纷将米贩到鄞县，粮食越积越多，供大于求，商人不能再运回去，只好就地降价销售，米价渐渐降到一千五百文一石。虽然老百姓将多年积蓄消耗殆尽，但储存了大量粮食，对于无力买粮的人家，王安石便用送来的贿银救助。第二年春天江南到处是饥民，鄞县却成了一个世外桃源。由此王安石声名大振。
不用记得其他繁杂的史书，只要记住这一史料，便能知道未来天气的恶劣。
但现有一个有利的因素，因为江东圩的大肆开发，虽然分圩田的事吵了很多年，时至今天，仍然在吵闹，但实打实的新增加四五十万顷高产田。也解决不了问题，粮食增加，人口增加，迟早这一优势必然耗尽，可在这几年间，依然存在优势。
有了这个基础，便是郑朗下面方略的依据，继续说道：“大旱常伴随着蝗灾，想要蝗灾拒绝，仅靠蝗灾时捉杀是不够的，只有从源头扼杀，深耕。干旱气候、水土破坏导致土壤沙化与盐碱化，是蝗虫生长的温床。辅助手段是绿化，芦苇是蝗虫喜欢吃的食物，但高地大肆种植豆类、苜蓿，低洼处育苇、封育部分草场，使绿化达到七成以上，蝗虫又将失去产卵之地。”
说这一条，君臣大多数傻眼睛，不懂，只能听郑朗忽悠。
“然不大可能，滩涂荒山盐碱地百姓不愿意去种植无用的芦苇，更不愿意主动保护山林草场，若朝廷动援，所需不菲，非是朝廷财力所能承担。诸多官吏又会借机鱼肉贪墨，图惹纷争。只有一法，深耕，将泥土翻开，经酷冬寒杀虫卵，减少蝗虫灾害。想深耕便需要大量牲畜。北方实有地臣估计从淮河向北大约在两百五十万顷，大牲畜最少需一百五十万匹。但实际这一数量不足一半，牲畜少，人力拉犁耕得浅，即便有牲畜为了节约牲畜之力，也是浅耕。因此朝廷要下诏书鼓励百姓饲养繁育耕地的牲畜，比如耕地牲畜不得宰杀，不得征税，官府不得借用官马官牛谋利，育有崽畜奖励五百文钱。不用多，二十年后，牲畜数量便会激增，五十年后牲畜数量会翻上一番，此不仅是为了蝗虫，也是为了千秋计。”
真的用费不多，纵然奖励，一年北方也不会出现十几万头畜崽，所需费用仅几万贯，养一个八贤王的钱便够用了。麻烦的是官牛官马，但这个收入也不会很高，顶多二三十万贯。只是因为妨碍一些贪吏的利益，实施后，会出现一些争议。
但不仅是对付蝗虫，一旦北方真拥有了一百五十万头以上的大牲畜，那么会增加许多粮食产量，说它是千秋计一点也不为过。
晏殊问了一句：“那么官马与官牛怎么办？”
“朝廷设官马官牛本是为了防止佃农为主客剥削，轻税于民，但现在相反，官府剥削起来比主客更厉害，有的地方官牛死了，还要百姓陆续承担牛税。我初至太平州时，广德军一年征佃农一贯牛税，一贯在江南可买两石多粗粮，能养活一个半人，普通贫困百姓的婚嫁也不过三四贯钱，三四年时间，一个婚嫁的费用便被官府剥削。朝廷要这个钱用来做什么？这是所谓的爱民？”
郑朗来到朝堂后，很少发言，只是在与赵祯私下会谈时说了一些弊端，但很少提出建议。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进谏，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可句句皆透着浓浓的务实作风。
晏殊不能言。
“官牛与官马也是朝廷的一个弊端，虽危害不大，可朝廷获利少，颇惹一些民怨。不如将它售之，逐一以公正的价格逐年售出，几年后除了少数必须所在保留外，耕马耕牛全部交还给百姓，无论是主客还是佃农，虽多涌向主客，然而主客也要留着佃农耕种，牛价若高，租子又重，佃农不服，必然逃亡。朝廷又不象唐朝那样，将佃农禁于主客之家，不杜绝佃农流动，那么让他们完成自我调控，朝廷又不担待骂名，何乐而不为？否则官府一直以图官马牛谋利，官吏本身便不想鼓励百姓拥有牲畜，种种条例则会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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