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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极其不要碧莲、以其满脸麻子、日射兔子三百只而着称、赤果果的喊着“勿为蒙、汉所学”、极度讲究满、汉大防但是却又被一众包衣奴才们大肆吹捧、妄想跟赢胖子、李二、朱重八竞争千古一帝名号的糠稀剩煮皇帝表示：“大清之患，不是鳌拜也不是三藩，而是大清朝堂上的诸位臣工，你们烂一点，外面就烂一片……崇祯皇帝还在煤山的老歪脖子树上看着你们呐！”
这位剩煮皇帝甚至指天划地的喊着“索额图，你是我大清的千古罪人呐！”
虽然朱皇帝并没有效仿麻子哥怒斥群臣的兴趣，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朱劲松朱皇帝其实倒也认可麻子哥的一部分言论，比如说：“你们烂一点，外面就烂一片……大明才亡了几年呐，都忘啦！”
大清这才亡了几年？
甚至于，大明百姓连吃饱肚子都还是这几年的事情，结果大明就出现了这么多狗屁倒灶的破事儿！
朱皇帝心中越想越不爽，再望向曾诚和刘鹤鸣的目光中也带着不爽：“京察年年查，御史台年年查，锦衣卫和东厂也年年查，结果就搞成了这个熊样儿，你们谁能告诉朕，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曾诚和刘鹤鸣很想说不知道——正如朱皇帝所言，大明的诸多制度不说是完美无缺吧，起码也是总结了历朝历代的诸多教训，其中还有很多是朱皇帝特意搞出来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新玩法。
比如说农会。
正所谓透过现象看本质，农会的出现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宗族的作用，不同的是宗族代表的是一族一姓的利益，而农会代表的是一个村庄的利益，而且农会又不像宗族一样能够动用宗法私刑。
可以说，农会既是朝廷解决王权不下乡的工具，同时也是朝廷控制乡村的耳目和触手。
只是如今连农会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这么说吧，如果仅仅只是要对朝廷的文官体系和武将集团动手，其实这事儿并不算太大，哪怕就是把那些作了大死的商人也都牵扯进来加以清算也同样算不上什么大事儿，但是如果把农会也牵扯进来，那么涉及到的可就不是几百人几千人的问题。
洪武年间大名鼎鼎的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全部加在一起，牵扯到的人数也不过是九万余人，其中空印案被杀约一万人，郭桓案三万余人，胡惟庸案三万余人，蓝玉案约两万人。
如果朱皇帝现在要把大明朝堂到农会全部清洗一遍，牵扯到的人数甚至会直接超过四大案的总和！
只是曾诚和刘鹤鸣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劝着朱皇帝大动干戈？
且不说犯了事儿的那些人里有没有自个儿的亲朋故旧，就算是没有，一想到十几万人同时被砍脑袋的壮观景象，曾诚和刘鹤鸣就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劝着朱皇帝放过数量最多的农会的那些人？
以前也不是没有农会出现过贪腐的情况，当时该杀的杀、该流的流，朱皇帝可是没有丝毫手软，如果牵扯的人数多了，朱皇帝就不再轻轻放过，那以后是不是就会给人一种法不责众的错觉？
农会法不责众，县官是不是也要法不责众？再往下是不是就可以连布政使也法不责众？内阁六部是不是也要法不责众？真要是有那么一天……
朱皇帝当然也没指望曾诚和刘鹤鸣能够回答自个儿的问题，只是深刻的理解了朱元璋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朕才疏德薄，控御之道竭矣！”
实际上，这种狗屁倒灶的情况就算是到了几百年之后都没能彻底解决。
比如说着名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杨华为首的六十名京师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关东的北大荒去垦荒，第二批、第三批青年志愿垦荒队以及河北、山东的两千多名青年也以志愿垦荒队员的身份来到黑龙江垦区，松江府青年则要求去淮北开荒种粮，其后在京师、松江府的影响下，浙江青年去开发新疆、广州青年去开发海南、江苏和四川的青年去开发青海，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幕。
这时候到农村去的，基本上都是为了理想而付出一腔热血的志愿青年。
直到陈医生那首歌的后期，图书管理员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并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的活动也随之大规模展开。
但是真要是深入研究下去，就可以发现这场活动的真实目的以及被针对的那些人。
正如朱皇帝现在极为恶心头疼的问题：谁家里还有没有个跟着皇帝打天下的爹或者爷爷、姥爷？打天下的时候流过血，治天下的时候流过汗，现在享受享受怎么了？
所以才会有再教育的说法。
在此之前的某位光头校长那就更不必多说了。
那位喜欢在日记里抗敌、在地图上开疆的光头校长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反*，亡*，不反*，亡国。”
连图书管理员和光头校长都没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现在就这么赤果果的摆在了朱皇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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