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反倒因此成了车间里的另类，被说成了“有钱都不知道赚的傻子”。
可后来怎么样呢？就在这个月，这伙子干私活的人接了笔急茬的大活儿，偏偏又没那个本事，结果出事了。
他们答应主家的“老虎腿”给做成了“南瓜腿”。不但一分钱没挣到手，还让人倒追着要他们赔木料。
再后来这帮小子扛不住了，索性不认账，撒丫子跑了。
可偏偏主家很有几分本事，绕了几个弯竟追到“红星家具厂”来了。这一下事儿可就闹大了，彻底成了厂领导摆在桌面上，要一查到底的“大案要案”。
最后厂领导的集体意见是，不但要这帮小子把钱如数赔给人家，而且还得让他们把长期以来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并杀鸡儆猴地给带头几个人留厂查看处分。
这几个小子当然不干啊。退赔和处分好说，可这多半年靠滴汗珠子挣来的好几百块钱谁舍得啊？犯法吗？不犯！凭什么上交？
可厂里也有说辞，说端着公家的碗，就得服公家的管。何况他们干活都用的是上班时间和厂里的工具，车间木料不明原因减少怕也跟他们离不开关系。不交行啊？那就等着开除吧。索性厂子不管了，给你们彻底的自由，发大财去吧。
得，这下这几个小子老实了。不得不老老实实照办。
因为外面挣得再多，可老了怎么办啊？旱涝保收的日子又早已经习惯了，谁敢扔了这铁饭碗啊？
更何况干个体这身份丢人啊，别说家里人觉得臊得慌，父母能把他们赶出见。就是介绍对象，人家一听也得跑，谁敢轻易走这步呀？
就这么着，这会儿又有人开始嘲笑他们了。说偷鸡不成蚀把米，傻不傻啊？看看，还是人家洪衍争稳当，一个劳模又板上钉钉了，公家的二十块拿的多踏实啊。听说上头为了让他好好管管这帮小子们，还想让他接车间副主任的班儿呢。
得，弄得这些灰头土脸的主儿更看洪衍争不顺眼了。
同一时期，与木匠蒸蒸日上的需求量相反，安太阳和安月亮哥儿俩的“倒蛋”事业，却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几乎到了赔本赚吆喝的地步。
敢情早从1974年起，京城市政府就把解决鸡蛋供应紧缺问题划为民生工作的重点，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养鸡工作会议。
政府当时采取了提高收购价、安排孵化器、提供雏鸡、赠送部分饲料的举措，来提高农民养鸡的积极性。
可尽管此法较有成效，但因为京城需求量过大，仍旧存在着巨大供应缺口。试行一年后，发现仅靠民间养殖无法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1975年起，京城政府痛下决心，开始投资兴建机械化的养鸡场。到了1978年，大兴红星鸡场首先开始投产，当年年产就达到了165万斤，极大缓解了首都鸡蛋紧缺问题。
随后峪口、俸伯、东沙、红华等大型机械养鸡场也陆续开办投产。再加上“鸡屁股银行”的诱惑，农村也开始出现了集体养鸡场和农民养鸡专业户。鸡蛋供应量一年比一年充足。
真到了1981年的时候，京城自产鲜鸡蛋已经足以自供，再不用从外埠调配鸡蛋了。
而老百姓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发现，市面上几乎全是来自机械机场的白皮鸡蛋。个大、干净，个个新鲜。他们再不用像以前那样，为了防止碰上臭蛋，打鸡蛋还得用两个碗了。
那么当然了，货源逐渐充足的同时，收购价上的优惠政策也会逐渐取消。所以从去年以来，安太阳和安月亮就明显感到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京城农贸市场收鸡蛋的价格是一天比一天低。反过来因为想多卖钱，“倒蛋”的人在乡下争抢货源，他们收鸡蛋的成本却在与日俱增。
于是过去跑一月每人能挣七八十的景儿没了。逐渐变成了四五十，再后来又变成了三四十。
从今年年初开始，除了恰逢三大节鸡蛋价格还能抬起来点，其他时候每个月也就每人分个二十来块了。
而最惨就是今年的九月底。他们盘算着“国庆节”能价钱好点，催着兆庆在乡下抢购了一批鸡蛋。
好嘛，兴致勃勃赶过来，却发现这次连节前上涨都没了，反倒又低了一个价位。这要按照市场的收购价原地倒手，每斤都能亏掉三四分，除非他们自己摆摊才能有些许利润。
可这样既耽搁时间，又得交管理费。这怎么可好呢？
最后哥儿俩一合计，没辙了，跟这儿耗不起，这钱也亏不起，还是干脆找咱亲戚帮忙去吧。
这样他们就又跑到洪家来了，两千个鸡蛋一个不差，全摆进了洪家门儿里。
这哥儿俩呢，吸溜吸溜喝了会儿茶，中午又捞了顿摊鸡蛋、炖肉、大葱卷烙饼吃，最终等到下午见着洪衍武，亲手拿着了票子，这才心满意足地走了。
傍晚回到龙口村，这俩小子就给兆庆送钱去了。进门这个美啊，不住口地说京城有亲戚就是好。看来以后不能往市场上送了，还得让洪衍武帮着卖，才能有好价钱。
而兆庆一问究竟之后，简直哭笑不得。
“你们这是抓了我表弟的大头。还真以为是好事呢？你们也不想想，市场上收购价都那么低，鸡蛋零卖还能高到哪儿去？这东西又搁不住。我表弟他能怎么办啊？肯定得赔着才能往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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