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训见周延儒在朝堂之上公然驳斥自己，当即动怒，冷冷地道：“周大人非要这么类比，倒也未尝不可。众所周知，叶依附于枝，枝繁才能叶茂，枝叶俱全，树木才能生长。民田投献于藩王或官绅，时间久远，原因不一，岂能一刀切之？若真如此，则枝叶俱失，树亦寿命不永矣。”
周延儒则不慌不忙地笑道：“刘阁老之言，未免失之偏颇。陛下，臣以为，投献虽积弊已久，偷税数额触目惊心，但并非所有藩王、所有官绅都行此下作之事，大多数藩王和官绅还是一心为国、奉公守法的，各位大人说是也不是？”
这句话说得极巧妙。其实投献偷税可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乎所有藩王和大部分官绅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此弊。但若是承认，那不就等于说天下一个好王爷、一个好官都没有，朝廷就更该彻查了。因此包括刘鸿训在内的众臣也只得默然不语，算是默认了。
周延儒接着说道：“既然只是个别，仍以大树作喻，就好比是无数树枝中有一枝生了病，枝上树叶所受的阳光雨露无法惠及全树，乃至单枝疯长。陛下，臣颇好园艺，听闻刘阁老也精于此道。敢问刘阁老，乱生之枝桠，是否应该尽早裁剪，以利树木生长？”
刘鸿训登时语塞，他可万万没想到自己一时兴起的比喻，竟然被周延儒机敏地抓住漏洞，反将自己一军。
周延儒又狡猾地道：“臣以为陈赞化所奏未免言过其实。为以正视听，陛下应下旨彻查藩田、官绅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绝物议。”
这招叫以退为进，先给这些藩王和官绅戴顶高帽，表面上还是要维护他们的面子，可实际上还是要查。如果这样还是不让查，那就只能说明心中有鬼了。众臣对此心知肚明，但苦于无法辩驳，竟然再无人敢吭声。
朱由检立即抓住机会拍板道：“既然众卿没有意见，朕就准陈赞化所奏第一条。朕看可以由易入难，先从藩王查起，藩田毕竟还是少数嘛。”
这下群臣就更说不出话来了，皇帝这等于是主动让了一步，把涉及面最广的官绅田投献问题给搁置了。再不识趣，可就要触怒龙颜了，再说这仍然算是宗室之内的事，外臣也不好过多干预。
于是除刘鸿训外的阁臣也大多表态同意。要说最老奸巨猾的还得算是温体仁，这次他是打定了主意做个幕后主使，竟然从头至尾一言不发。
朱由检见状大喜道：“既然各位意见一致，那就立刻拟旨调查藩田，写好了朕马上用印。对了，陈赞化的第二条是怎么说？”
周延儒也显然是有备而来，胸有成竹地道：“陛下，刘阁老所言固然有道理，但各省皆有徭役，为何某些行省的税额就格外低？就以浙江为例，全省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水稻一年二熟，又无特殊徭役，税粮定额却仅为二十税一。而且各府亦不尽然，杭州府土地最多最肥沃，每岁纳粮却在各府中排在最末，且年年征不够足额，又是甚至连定额的七成都不够，岂非咄咄怪事？”
陈赞化也趁机插言道：“臣曾任太湖县知县，深知其中之弊。官府征粮，并不挨家挨户上门去征，而是包给若干大户。大户向各户代为征粮后，再集中缴纳官府。然而这些大户往往欺上瞒下，对下面足额甚至超额征收，对官府却抵赖说征不上粮，只交七八成，年年皆是如此，竟成惯例。臣以为此弊甚深，不可不除，然未几调任京师，恐怕那里至今仍是如此吧！”
这时周延儒的党羽、户部郎中张延拱也添油加醋地道：“大抵越是富庶之地，坐拥数十顷、上百顷甚至千顷以上的大户越多，所需纳粮的数额也就越多。为了达到少纳粮的目的，这些人往往无所不用其极，官府亦拿他们没有办法，甚或官府中本身就有吏员收受贿赂，自然也不肯对他们深究。
“时间久了，欠征竟成定例，然后在新定例的基础上继续欠征，遂成各地税率相差甚远之局。浙江还不是最严重的，像湖广地区素为鱼米之乡，税亩二亿二千万余亩，为浙江数倍，然则税额不相上下。臣以为即使朝廷不为多征，出于公平起见，也该彻查各地税亩，重定税额。否则即成鞭打快牛，更助长抵赖之风。”
其实田赋中的猫腻由来已久，哪个大臣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周延儒和张延拱所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也算是通行多年、已经得到默认的“潜规则”。官僚阶层本身就是“潜规则”的受益者，二百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此时突然有人提出要清查整顿这种现象，他们当然极不情愿。欲想反驳，但这本来就是“潜规则”，根本上不得台面，一时间竟无人敢于出言与周延儒等人辩驳。
朱由检也早就想对明朝的田赋制度动大手术了，但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现在正好借题发挥，问户部尚书王在晋道：“王尚书主管户部，周延儒、陈赞化、张延拱所言可是有的？”
王在晋苦笑着答道：“回陛下，确实如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户部虽早知各省税赋不均不尽合理，然难以深入地方彻查，能因循旧例，勉强完成当年田赋征收已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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