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岐凤颤声道：“慎言，难道你要……你要？”
杨河知道高岐凤的担忧，宽慰道：“县尊多虑了，下官只单纯为当地治安考虑罢了。”
他知道高岐凤忧虑什么，以为他杨河要清丈田亩人口，此事素来牵一发而动全身，他高岐凤可不想触动士绅们利益，只想太太平平，将睢宁县的城池道路修好便是。
然后万民赞颂中高升离开，可不想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要知道此事连张居正都没干成，他高岐凤何德何能，可以干好这个事？
不要猫没抓着鱼，倒惹一身腥。
说实话，高岐凤倒真想多了，杨河现在确实没这意思。
倒不是害怕士绅反扑反抗什么，而是要杀猪，也要等养肥了再杀吧？
现在睢宁的情况，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不为过。
本身这里就是小地方，洪武年间，这边编户二十六里，户口不到三千户，以后大体不变，基本是四乡三十四社的行政架构。
从明初起，本地人口就不多，非常的贫瘠微弱，士绅也少，有明一朝，进士寥寥，举人稀缺，隐户相对别的地方略少，总体户口只在几千户内徘徊。
这样的地方，有什么油水？更别说现在各处灾荒匪害兵乱，睢宁乡野的丁口也或死或逃大半，从睢宁北面往南，又往西，唯见无尽的荒野废村。
若江南依然人多地少，清丈田亩人口还有利可图，但在江北，只缺人，不缺地，特别淮北的凤阳府、庐州府，又往西去到河南，经常百里无人烟，甚至千里无人烟。
想要地，尽可占了，只要你有本事在无尽的匪贼流寇骚扰下存活下来。
所以此时杀猪是愚蠢的，寥寥人口，征税征银，有几个钱？灾祸连连，地主家都无余粮，特别乡里除一些结寨自保的豪强，连小地主都逃光死光了。
土地不缺，当务之急，反是繁衍人口，稳定秩序，让各地经济复苏起来。
听了杨河宽慰，田师爷抺了抺额头汗水，高岐凤更是松了口气。
他现在只想将睢宁城池道路修好，可经不起别的折腾。
他还要杨河保证，在他任内，千万不要打什么田税丁银的主意，显然仍不放心。
杨河答应了，说实话，睢宁现在情况，便如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百姓财力都非常困乏，必须先休养生息几年。
未来搞好生产，又县内人口至少增加到五万，方可有什么动作，那已是几年后的事。
不过杨河也不乐观，介时就算士绅都纳粮，最多几千两税银罢了。
毕竟本地太贫瘠，多是盐碱地，庄稼产量非常少。
不过推行腰牌门牌制倒势在必行，他要摸清睢宁境内人口情况，有多少丁，多少口，居住所处，都需要一目了然。
以后征兵募役，纳粮救助也可以有的放矢，特别眼下乡间混乱，里甲、都图、乡社并行，他需要一个标准，如在门牌腰牌上就写，某某乡某某社某某街某某号某某人。
又有编号，做到统一，扭转乡野混乱局面。
这种局面是杨河关注的，这是明朝基层崩溃的鲜明体现，最初以里甲制为基层单位，伴随着都图等赋役单位。
里甲都图，“图即里也，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不曰里而曰图者，以每里册籍受列一图，故名曰图。”
不过随着赋役制度的演变，这种制度崩溃了，从“反地域性”向“地域性”靠拢，那乡、社其实是宋朝时的行政单位，现在与集、镇、庄、圩一样，成为许多地方的行政地理概念。
当地人称呼自己，不会说自己是某里某甲之人，而是说某乡某社某圩之人，事实成了另一种架构。
杨河要纠正这种混乱的局面，重建基层。
又发展经济，人口素来是重要数据，知道有多少人，他一年的规划，才可以心中有数，针对布局，有的放矢。所以人口数据，关系到国计民生，他岂能不重视？
“门牌腰牌，只为巡捕盗贼奸宄之意，不涉田亩丁银。此事由巡捕局负责，免费上门安装门牌，有了门牌，便可办腰牌，亦是免费。县的四境，亦设巡捕房所，外人入境，盘查询问，给凭证，三五日内到巡捕局办理一月期限的临时腰牌。告知居所，房东等，就可获得此临时腰牌，合理合法的在县境内行走。”
“县内以三月到六月为期，若免费众居民还不办理，那便是居心叵测。行走时巡捕看到没腰牌的，都抓到北岸的石场去砸石头。”
高岐凤与田师爷听着，又是新鲜，又是震动，如此一来，县内要混入匪贼细作，确实千难万难了。
同时高岐凤皱眉，这样需要的人手多了，县内支出太大了。
杨河只是淡淡的解说，此事他不急，半年为期，而且不收费。
依他对民间百姓的了解，如果收钱，便是收一文钱，恐怕超过八成的百姓，都会冒着被抓到石场去砸石头的风险，来逃避这一文钱的费用，不收钱，这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也可以料想，介时肯定有许多百姓心有疑虑，这会否是县衙打丁银差役的主意。
不过只要过段时间，众人发现只是单纯的验证身份，不涉及其它，而且不收费，还有被巡捕抓捕的风险。
再抓几个不开眼的，杀鸡儆猴，众百姓发现没有腰牌，寸步难行，还不论谁的家人奴役都不例外，还是愿意钉上这门牌，挂上腰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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