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忠义九点十分左右，在‘南平大道东’这一站坐上34路，34路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到达‘文昌路口’站，何忠义下车，文昌路口附近的监控拍到了他一个背影，几分钟以后他走出监控范围，追踪不到了。”
骆闻舟从小在燕城长大，一听地名就明白大概位置。
“文昌路”位于花市区中央商圈东南方——也就是说，死者离开承光公馆之后，非但没有回家，还往反方向走得更远了。
“我现在就在文昌路口，”陶然举着手机，在嘈杂的交通噪音里大声说，“所以至少九点到九点半之间这段时间里，何忠义不在西区，当时周围老百姓听到的吵闹声和命案也没有关系。马小伟太冤了，王洪亮干什么要急急忙忙地抓他？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警察杀了人，要找人顶罪呢。”
“骆队。”这时，一个刑警跑过来，塞给骆闻舟一堆材料，“法医那边的同事们把报告传过来了，推断死者何忠义的死亡时间大约在二十日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
“九点到十点之间，”骆闻舟接过来翻了翻，没回答陶然的疑问，“按照这个结论，何忠义下车之后不久遇害的可能性很大。”
陶然大概是找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电话里的杂音小多了：“九点左右，承光公馆里的饭局正好结束，张东来从室内出来，第一次被院里的监控拍到脸。当时他在院里逗留了一会，随后重新回到室内，九点四十五分，院里的监控又拍到了他，他跟一个女孩出来说了会话，然后相携去了小树林。”
骆闻舟叹了口气:“我看张少爷这行程安排得实在紧锣密鼓，应该忙得没空杀人。”
“如果他没有双胞胎，那张东来的嫌疑确实可以洗清了，咱们是不是得放人了？”
骆闻舟不置可否，只问：“你还查到了什么？”
“还有一份通讯记录，”陶然说，“我跟你说，这件事很奇怪——死者在承光公馆外围等人的时候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我从他室友那拿到了他的号码，去查了一下他的通讯记录。二十号晚上，何忠义曾经几次与一个没有登记过的号码通过话。”
“唔？”骆闻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们之前不就推断死者和凶手应该认识吗？”
陶然说：“奇怪的不是这几通电话――那天晚上九点五十左右，何忠义的手机上收到了一条短信，来自另一个难以追溯的黑号，内容是‘结账地点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结账？结什么账？跟谁结？‘金三角’空地又是什么？我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点……”
骆闻舟突然开口打断他：“先不管这个，文昌路那边是老城区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点多也不算晚，你带几个兄弟在附近转着问问，看是不是能有见过他的。”
陶然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什么，骆闻舟那边已经急急忙忙地挂了电话。他忍不住对着自己的手机皱了眉——之前，陶然以为王洪亮只是一只单纯的幺蛾子，就想推诿责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着他干出出圈乱纪的事阻挠调查，最好能找个由头把他捅下来。
而直到这时，陶然才隐约意识到，这件案子里恐怕并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侦大队行动非常利索，不到一个小时之后，刑警们全部就位，兵分四路，开始拿着死者何忠义清晰近照到处打听。
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发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不论死生。
这一次，警方的运气用尽了，陶然他们头顶太阳，一直把太阳叽里咕噜地顶下了山，依然一无所获。
“副队，我们那边都说没见过。”
“陶副，我们走访的是西边那条路，把沿街店铺里的监控挨个调出来看的，你猜怎么着——没有。”
“有个老头说他可能见过，我问他往哪去了，结果他给我指了一处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义下车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线索又续不上了。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来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监控的默片中绕着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继而失去踪迹，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体竟还不肯歇息，竟又离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区――从哪来，回哪去，不影响繁华地段的市容建设。
陶然也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帮被烈日烤出油来的刑警们就地解散，简短地向骆闻舟汇报了失败的工作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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