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周亚夫却咬死一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便从头到尾都没有让麾下的任何一个兵卒支援，甚至哪怕是靠近睢阳城。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李广名声大噪。
根据史料记载，周亚夫在昌邑坚守不出，还明确下达指令：无论叛军怎么骂阵、挑衅，昌邑守军都决不能走出营垒！
可同样是在太史公陛下，李广在吴楚之乱中的主要功绩，便是‘在昌邑外夺下了叛军军旗’。
夺下叛军军旗，自然没什么好说的——斩将夺旗，斩将、夺旗，李广是后者。
真正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周亚夫立下‘夺旗’之功的地点：昌邑。
周亚夫明明下达了‘出昌邑者斩’的军令，而且还是以军方最高统帅的身份，在战时下达的最高级别指示，李广又如何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违背太尉的指令，从而立下‘夺旗’之功呢？
结合史料记载和对李广这个历史人物的剖析，我们其实就不难发现：李广的性子，真的很‘老李’——战时违抗命令，对李广而言，简直就是家常便饭。
所以结论就是：太尉周亚夫以‘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原则，选择让吴王刘鼻的吴楚叛军，同睢阳城内的梁国军队打个两败俱伤，即平定了叛乱，又削弱了梁王刘武的军事实力，同时还能保留周亚夫所部平叛主力的实力，可谓一举多得。
而周亚夫因此而下达的‘昌邑守军不得出击’的军令，却被我们的飞将军当成了耳旁风——李广非但没有遵守周亚夫的命令私自出击，甚至还在这次出击中立下‘夺旗’之功。
这也就为李广整个跌宕地府的人生，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咱们老李，从来都不听从命令，主打的就是一个‘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紧随其后发生的一件事，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梁王刘武一天发出七封血书，祈求长安朝堂命令周亚夫支援，周亚夫用‘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怼了回去，并没有对睢阳进行支援。
这时候，又一个奇怪的点出现了。
几天前才在昌邑违背周亚夫军令，擅自出击并立下‘夺旗’之功的李广，转眼便出现在了睢阳城内？
什么情况？
单从李广的性格来推断，这恐怕是我们老李的又一个骚操作。
——或许是为了在太后面前露脸，也可能只是单纯以为‘陛下不会放任亲弟弟陷于为难’，李广再次违抗周亚夫‘不得出援’的军令，私自率部或独自支援了睢阳。
而从李广非但支援了睢阳，自己还出现在了睢阳城内可以得出结论：李广能出现在睢阳，自然是从外部突破了吴楚叛军对睢阳城的包围。
换而言之：李广擅自支援睢阳，是带了不少人的······
再往下，自然就是梁王刘武对李广感恩于心，又实在是被睢阳的惨烈战况吓到，便似抓住了救命稻草般，死死抓住了李广。
而刘武抓住李广的方式，就是把整座睢阳城的防务，连带着所有兵马一股脑塞进了李广怀中——也就是将那枚可以调动梁国所有军队的将印，交到了李广手中。
李广接了。
考虑到先前，李广在‘绝对打不起来仗’的昌邑立下夺旗之功、从‘绝对不外派援军’的昌邑带走了一支军队——一支可以从外部突破包围圈，并顺利进入睢阳城的军队等‘事迹’来看，李广解下梁王刘武的将军印，似乎也就不是多么奇怪的事了。
在李广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或许是这样的：天子启只想平叛，没想坑梁王，而周亚夫居功自傲，打算为了自己的武勋，而牺牲掉天子启的手足兄弟。
于是，李广就觉得自己应该为天子启救下梁王刘武，至不济，也要为窦太后救下宝贝儿子。
再加上这么做，也确实是在做有功于社稷的事——确保睢阳不失，李广大概就一咬牙一跺脚下定决心了。
可是在天子启的角度看来，情况就又有不同了。
——吴楚之乱虽然是突然爆发，但无论是作为反叛一方的刘鼻，还是平叛一方的长安朝堂，其实都是做足了准备的。
如果说刘鼻反叛，是在刘启论起棋盘，将自己的王太子砸死那天开始做准备的话，那长安朝堂的应对，也大概是从刘鼻‘托病不朝’时就开始的。
这就意味着长安朝堂为了防备刘鼻，而在梁国维持了超过正常范畴的军事力量。
问题的核心，也就在这里了。
——吴楚在，军事实力强大的梁国，就是关中最重要的屏障；
但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军事实力强大，尤其还是经过战火洗礼的强大梁国，却会变成长安朝堂新的心病。
更何况梁国的地理位置，对关中的威胁更大、更直观，梁王刘武和窦太后又有‘皇太弟’的前科，天子启不能不慎重。
结合此间种种，借平定吴楚之乱，顺带削弱梁国的军事力量，使其尽量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诸侯国所应有的范畴之内，应该也是天子启交代周亚夫的主要任务之一。
而这件事，却因为李广这个搅屎棍的乱入而出现了变数。
——睢阳虽然变成了绞肉机，但周亚夫就在战场一侧，大局尽在掌控；可李广的出现，却让睢阳守军士气大涨、吴楚叛军军心大乱，天子启‘削弱梁国’的战略意图直接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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